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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12年8月30日   出处:本站原创    作者:麻荣远   已经有4600位读者读过此文
 
 

苗族来源与苗史勾沈

 

                                                                              

苗人关心苗族的来源及历史是很自然的事。同时,苗族的来源和历史问题也是中国上古史不能绕开的一大悬案。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整个中国就还没有真正可信的上古史可言。因为在甲骨卜辞出土之前,中国堪称最古老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的第一篇就有了苗族的记载。但近观《三苗网》,每提苗史总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经常困扰其中,而一些明白无误的真事实反而却被忽而不见,这对并不熟谙历史的网友便可能造成误会。

 

                      历史是科学

 

有人也许会说,历史有何难,无非多看一些历史书籍罢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象苗族这样历史没有连续记载的民族。即使是汉族也不是只看书就能解决。历史是门科学,研究历史必需借助科学的方法。

首先,苗族的来源和历史不可能仅通过阅读历史书籍就解决得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还需要结合苗族的口碑资料包括各种神话传说以及活的语言材料。语言本身就是一座关于苗族文化和历史的宝库。此外还要结合地下挖掘的资料。因此不懂苗语便难说能写出真正可信的苗史。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独步世界,这当然是研究苗史的有利条件。但是,并不是把文献资料上所有关于“苗”的内容通通罗列出来就是苗史。如果这么做,我们会看到甲罗列一通,是一苗史,乙又罗列一通又是一苗史,就像一锅田螺,翻过来翻过去无非那么些。所增加的不过是“我认为这样这样,你认为那样那样”,或者甲权威认为这样,乙权威认为那样而已。至于孰可信孰不甚可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仍然一头雾水。有人在引证若干权威的“认为”之后,随着便“由此可见…”地得出一番以为是颠扑不破的结论来。不客气地说,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史”,其可信度是不可能很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同为文献资料由于各种原因,其证明力或史料价值并不相同。神话传说和真实的史实记录,坊间传闻和个人猜测之词,一旦著于竹帛便都成了“文献”或曰史料。如何取舍才能发挥其适当的史料价值呢?对此杰出的史家们自然各有高招。因此我们看书的时候,不止要看他们都惩引了哪些史料,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尤其要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证据和结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从中当然要学习大师们独到的思辩能力,尤其还要寻找他们的弱点,甚至认准他们可能存在的死穴,而无论是多大的权威。这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因为任何权威都不可避免地要有其局限性。故唯如此,科学才能进步,历史才能进步。以下简单介绍一下个人的一些体会。

先说神话。苗人的口碑传说很大一部分是神话,历史文献中又常常把神话变成人话,或又在人话中加入某些神话色彩。研究历史的第一要务是求得真事实。所以对于手中握有的史料,我们首先应该区别究竟基本上是神话呢?还是基本上是人话。人话和神话都可以作为史料,但其史料价值不同,研究和处理的方法也各异。神话自然不是真事实,但往往能帮助我们分清真事实。

研究神话的主要方法是把具有相似情结的神话进行比较,看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相符合的独特细节。因为具有相似情节的神话可以各自独立产生,也可以是同一来源的分化,还可以通过民族之间的传播而共同分享。只有对不同的情况做出判断之后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估其做为史料的价值。比如,东部苗族有南火补天及射日射月的制历故事,《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故事。其中苗族的传说中有用“四条黾鳌擎天”的情节,而《淮南子》也有“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内容。这就是一种独特的细节。这种细节上的相符,证明它们必有共同的来源。但由于苗族的传说中还有称天称地及十二神兽协力补天等情节,比《淮南子》更为系统全面,说明苗族的传说不是抄袭自《淮南子》,相反是《淮南子》的作者采自苗族的传说而又做了浓缩和改编。但《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则苗族的这项传说必产生在西汉之前。这就是和《淮南子》进行比较得到的最大好处。

又,苗族的上述传说实质是制历过程的神话形式,而《尧典》的主要内容也是制历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文献替它们补充一些重要的细节。据苗族的传说,那射日射月的英雄果射果箭住在地底下的矮人国里,是只有大小拇指高矮的小矮人。而《国语·鲁语》载,孔子说“僬侥氏…短之至也” 《山海经·海外东经》也说“周饶国在其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曰焦侥国”。僬侥、周饶、焦侥就是尧,僬、焦、周只是附加成分,今语侏儒即是周饶之演化,而且字又正从人在三土之下。这就说明尧的国度也是地底下的小人国。这个十分独特的细节正好与苗人的传说相符合,加上《尧典》上不少内容只有苗语才能解释,则《尧典》的这部分内容与苗族之传说出自一个共同的来源便可确定。但是《尧典》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内容是描述了四仲星在春秋分冬夏至的位置。根据天文学家们推算,这种天象出现在约4500年前。可见苗人这一传说的出现很早,从而苗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比想像的还要早。这就是神话传说的史料价值。那些独特的细节就好比一个人的胎记,外貌或许改变,但只要胎记不变,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真实身份指认出来。所以对于神话,越是荒诞离奇的细节上的相符,越不可能出于偶然的巧合,其证明力也就越大,越不应该被忽视。

对于其它史料,如果只是一条孤证,那证明力可以说等于零。如果几条证据都集中交汇于一点,那就可以当做确证。就像同名同姓很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如果出生年月也相同,巧合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那些平行的证据,如果能够找到中间环节把它们联系起来,或者把它们串联成一个证据链,也可以构成确证。这些所谓中间环节,许多情况下就是语言或地下挖掘的文物资料。语言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和不可杜撰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苗族这样的民族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服装、音乐舞蹈乃至风俗习惯都可能被人“抢注”,唯有民族语言不行。没有铭文的地下挖掘,民族属性也不明显,有铭文的地下资料则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那个《后母戊鼎》。“后”是苗语哭的意思,故“后母戊”即哭母戊,也就是纪念母戊的意思。古代铸鼎相当于后世立碑,都是为了纪念。所以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单靠汉语往往解释不清,由于古代司、后同形,就被写作《司母戊鼎》了。这里语言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这个“后”之外,办丧事常见的唁、悼、奠也都来自苗语或可以用苗语解释。当然如果实在解释不了,那就先放一放而不必急于结论。这就是我理解的科学的态度。而不是谁的嗓门儿大谁就科学些。一个民族如果不敢科学地对待它的过去和未来,而只靠大嗓门,那就不会有前途。因为这样一来它也就不能科学地对待其他问题。也无论其嗓门儿有多大。

 

                    苗族的来源

    苗和蛮

所有关心苗族的来源和历史的人无不关心苗族为什么被称为苗以及苗和蛮有什么关系?

从对民族称谓的角度言,苗和蛮可以说是同一个字。蛮当初只作“”,下面的虫是后来加上去的。“亦”是丝中加言。丝有拧麻花的意思,苗语称“缪”。缪与苗读音相同,姓缪姓苗读音是一样的。加“言”表示在言语方面的悖缪。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确有这样的现象。汉语之妻(与奇同音)苗语称偶,汉语之孀(与双同音)苗语称奇(寡妇),汉语之“有”苗语称“没”。还有开与阖(苗语之闭)、闭与闢(苗语之开)等都存在两两悖缪的关系。所谓缪也就是不顺,或与顺相反。这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南蛮鴂舌”吧!至于苗字本身已经有各种说法。本人也曾主张苗作竹笋解,从而引申为后裔(后代苗语也称“代苗”)。现再补充一说:苗乃淼之假字。淼从三水,是水满溢于容器之外的意思。苗人每被说成化外之民。化外也者,满溢于王化之外之谓,犹水之满溢于容器之外然,故亦得为淼,而苗与淼同音,故假为苗。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推测之辞,谁都不可能保证得到的准确的答案。因为当初那些把这一共同体称为苗的人逝去已有几千年,谁都无可能起他们于地下来证实上述种种究竟那种说法是对的。

 

         来源

苗族的来源是苗史的一个很重要但又相当复杂的问题。说它重要,是因为如果说不清楚其来源实际上苗史也就无从说起。有些“史”事实上就是把唯物史观及考古人类学所说的人类进化中的共性换成苗族也是这样而已。比如说苗族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然后就说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们如何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如何等等。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成有这样的“史”。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只有苗人才有而与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的那些特别的经历或曰史!不错,《尚书》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三苗、有苗、苗民的记叙,而三苗、有苗、苗民正是现在的苗族的先人。这我们已在另文详论。这也确是苗族所独有的。但是尧舜究竟是神还是人?《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等篇章究竟写定于何时?却是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学者们所聚讼不息的。有认为神圣不可侵犯者,也有人以为是战国时人所伪托而无多少价值者。我们不能轻意认同任何一家之言,而必须法做出自己的判断。特别是要根据我们掌握的苗语的语言优势做出比任何一家都更准确可信的判断。可是,一些苗史论著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非常明显的是,根据《史记》的排辈,鲧是舜的六世伯祖父,到舜登上帝位时至少140岁,怎么还能让他去治水,没治好还杀了他?就算鲧70岁才生禹,到这时禹也是70岁的人了,怎么又能把治水的大任转交给他,而且又能十几年在外奔波,三过家门而不入,还巧遇涂山女苟合而生启?这些史学界早已提出质疑。没有任何交待而径直称什么尧舜时代苗族如何如何,显然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是问题的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苗族”是一个很笼统的族称,事实上是由许多群落组成的。就按大家可以接受的大致也是由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组成。在民族普查之前,他们虽然都分别被称为苗,但这三大部分之间基本上相互隔绝,每一方并不知道其他两方的存在,更不要说可以互通语言了。但是经过普查,这些被称为苗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又的确被确认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即苗语的东部、中部和西部方言。虽然他们之间不能顺利交流,但语法系统基本一致;词汇系统互有大约30%的交集,语音系统也有诸多共性,比如都有特别的送气鼻音和边音,都有小舌音,东部和西部都有全浊系统;声韵调也有比较明显的对应等,满足汉藏系同一种语言的特征。这说明当初把他们统称为苗大体上是准确的(有小部分人说的也属苗语但被归入其他民族,也有小部分操其他民族语言而归入苗族的)。但问题恰恰又在这里:那么,他们就一定有共同的来源吗?换句话说这能足以说明它们就是由一种完全统一的语言分化出来的吗?没有人能肯定回答这样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共同语言来自共同生活。只有互相接触和交流语言才会有交集;交流越充分交集就越大;完全充分的长期的交流,语言就趋于统一。现在三大方言互有交集,说明三大部分之间的确曾经互有交流;只有30%的交集说明交流还不充分。这就要求我们,找到的任何苗族的来源其分布状况应该与他们曾经有过的交流状态相符。换句话说任何关于族源的论述必须能经受以他们曾有的交流状态为标准的检验。有人会问:是不是他们的语言原本是统一的,各自分散以后才产生的分歧呢?我们要说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就东部方言来说,各土语间一些并不影响交流的微小分歧也可以证明已经存在三千年往上了(人,花垣话称乃,凤凰话称丏;四,花垣话称bleib,吉首话称zeib;这样的分歧甲骨文时代就有了)。

我们在《苗汉语的历史比较》书中,已附带论证了苗人是殷商逸民的后裔。因为对同一件事,《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东征的是熊盈族,而《吕氏春秋·古乐》则说周公是把在东夷为虐的商人驱逐到了江南。洞庭湖、鄱阳湖地处江南,而吴起说左洞庭右彭蠡是三苗之国,而恰恰在洞庭湖周边就出土了大批商末铜器,说明建立所谓三苗国的正是那些被周公驱逐到江南的商人。熊盈族就是商人,而又就是东部苗族的自称,三苗又就是苗族的他称。苗族的迁徙传说无一不是从北方来,而且可以确认的地名就有长沙。再加上甲骨文要结合苗语才可能准确释读,则苗人之为殷商逸民的后裔就是确不可易的了。这些证据比起王国维氏的二重论证已经多了好几重。任何一部苗史都没有举出过这么确凿的证据。应该说这是寻找苗族来源方面的一次大的突破。但这并没有得到另外两部分苗族尤其中部苗族精英的充分认同。开始我有些纳闷儿:我们列举的证据都是那么客观而又充分,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满足以上所说的三大部分曾经有的交流状态的标准,给人的感觉是以一部代替全部。中部和西部的苗胞可以说,你们说的是熊盈族啊!可我们不叫熊盈呀!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质疑很自然,也是合理的。但不能因此就说研究是失败的。因为毕竟我们列举的所有证据都是切切实实的,完全不同于随心所欲的猜测。

我已多次坦言,个人对中部和西部苗语一无所知。尽管中部和西部也有丰富的口碑材料,但最多只能看译文。大家知道,一经翻译很多语言信息就丧失了。一些重要细节从译文是看不出来的。比如,以下将要提到的东部的“匠讼历岘,匠沙历州”原来的译文作“姜讼立县,姜莎立州”,不看原文便以为只是普通人名。有的写本甚至记成张四…张三…,那就要被误会成借自汉语了。因此一直以来也就没有办法搞清三大部分苗族之间在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近来见《苗人网》有篇文章,论述西部以蒙为自称的苗族的发祥地是今山东沂蒙山区,沂蒙即赫蒙的音变,也就是所谓东夷。但是要纠正一种说法:是地因人得名,而非人因地得名。地本无名。人已去名却长留。故至今仍有沂蒙之称。

中部苗族的来源现也初步有了头绪。`但这却纯粹出于偶然。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嬴姓。但嬴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写,却说不清楚。几天前翻阅王国维《观堂集林·庚嬴卣跋》,按王氏的介绍,《荀伯大夫簋》、《君盫》嬴字左下的月和右下的凡其实是一对牛角的象形,和上部联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牛头,中间再加女就成女戴牛头帽之象。而这正是今天中部苗女头戴银饰的写照。以前在见到黔东南苗女这副打扮时就曾想过,这不应只是为了“美”,应该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寓涵。苗族妇女素来有用服饰纪念失去的荣光的习惯。《西部苗族古歌》就说:“故土不可复得,心中十分留恋。他们想出办法,要留下长久的纪念。制成方块花围腰,象征络朗州氐平原…让妇女儿童不忘故地…”。但对中部的这种银饰款式却一直不得要领。见到嬴字的这一原始写法以后,才猛然意识到苗女的这付打扮,其实是向我们提示:这部分苗人来自古代的嬴姓。众所周知,秦皇嬴姓,但嬴姓并不由秦皇独专,东部淮水流域的族群古代也多有嬴姓及偃姓的,史称淮夷徐戎。那么中部苗人当来自古之淮夷徐戎了。从前曾听说苗人的文字体现在苗族妇女的绣花和服饰中。始余不信,现在却真的被被证实了。

这样一来,苗族三大部分来源之大略已经基本清楚。东部苗族原本分布在河北河南的黄河两岸至山东西部一带;西部苗族分布在山东中西部一带;中部苗族则分布在淮河流域至山东西南一带。三大部分联成一片,彼此互有交往,但交际都不很充分,因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这一分布状况就与他们的语言所体现出来的交流状态完全相符了。历经数千载隔绝之后仍能维持这么高的交集,应该说已是奇缘。谁还听说过其他任何民族有这样的奇缘呢?现在看来这一分布状况也是必然和唯一合理的。因为从《吕氏春秋》已知熊盈族时在东夷,而另外两部分之间及他们和熊盈族之间又必须互相接触和交流,则也只能是这样的分布。

 

      南徙的时间

所有被称为苗族的,传说中都有一部长长的迁徙史,又无一例外都是由北往南迁,绝没有从马来半岛北迁的说法。至于迁徙的时间,对东部苗族来说就是周武王死后,周公旦东征熊盈族之役。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西部和中部苗族大约也是这个时间。

出土周器记载有不少周人对东夷的征伐。如:

(1)《×鼎》:“唯王伐东夷…”

(2)《×鼎》:“王命×(金文不少字形诡异,只好用×号代替,下同)捷东反夷,×肇从×征,攻跃无敌”,

(3)《班×》:“唯八月初吉…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御职人伐东国…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

(4)《小臣速×》:“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遂东伐海眉”,

(5)《旅鼎》:“唯公大保来伐东夷”。

(6)《明公×》:“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郭沫若谓:“伐东国与《令×》‘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乃同时事。《史记·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与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肟,作《肟誓》’”

以上所列都是周成王时器。铭文中的东夷、东反夷、东国也就是如今西部苗族生活在沂蒙地区的先民。王就是周成王。“公大保”指召公。铭文记载的事真实地发生在大约三千年前,而不是想象中的更在此前两千年的“东夷集团”和“××集团”之间。西部苗族迁徙歌里的“清水河”和“混水河”也就是济水和黄河。自古就有“济清河浊”的说法。

征伐淮徐也大约在同一时间,内容更多。如:

(1)《诗经·大雅》的《江汉》《常武》两篇及《鲁颂》的《泮水》《閟宫》的内容。

(2)《尚书》则有《费誓》一篇是专为征伐淮夷而作的。《费誓》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肟誓》。

(3)《令×》:“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郭沫若曰:“此成王东伐淮夷践奄时器。楚即淮夷。淮徐初本在淮水下游,为周人所迫始溯江而上至于鄂赣。”这正与中部苗人传说由北迁赣,再由赣迁入贵州的说法吻合。

(4)《禽×》:“唯王伐楚侯…”

(5)《×鼎》:“唯十又一月,师雝父××至于…”。郭沫若说:“所纪乃征伐淮夷事。×国之名屡见,当即荆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南国中徐楚为大邦,自殷亡以来,累世与周为敌。周人忌其名则称之为荆舒。《春秋·僖公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为二者,乃徐叠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于今江西西北部)。其残留于旧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后仍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为二耳。旧称徐盈姓,群舒为偃姓。盈偃均嬴声之转也。《汉书·东夷传》:‘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明公、禽都是周公旦之子伯禽。以上内容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鼎》是周穆王时器,则可见,在熊盈族和东夷反周失败南迁以后,淮徐仍继续抵抗周人,持续到周穆王之世长达数十年之久,才陆续迁到江西西北一带。此外,《鲁颂·閟宫》有这样的话“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蛮貊之貊音mò,正与中部苗人的自称相符,只是用了一个带有贬辱意味的貊字。这一方面说明淮夷的确是中部苗人的先民,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周人正是用这种贬辱字眼称呼敢于与之对抗的民族的始作俑者。

由以上叙述还看到,熊盈族迁到洞庭湖一带而蛮貊族迁到江西西北,正是所谓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之居,则所谓三苗国也不是四五千年前的事,而是大约三千年前受周人的挤迫而先后迁来的。

有人又会说,不是舜迁三苗吗?怎么变成西周的事了?

让我们回过头再看看那篇《舜典》。上文已经说过,现在的《舜典》是从《尧典》分出来的,所以《尧典》和《舜典》实际上是一篇。由于《舜典》用了西周成语“柔远能迩”,藉此可以断定《尧典》的出现不能早于西周。这一成语实际上反映西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顾命》《文侯之命》《大雅·民劳》及周器《逨盘铭》都用到它。它的意思是说对远方的国家要采取怀柔的政策,对近的要亲昵,以便打造一个和平和谐的周边环境。西周以前没有这种说法,甲骨文献只有卜辞,绝没有对外政策的表述,所以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说法。正像解放前的文献中不会出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说法一样。

不过对这个成语我们还要多说两句。因为它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没有被准确理解过,所以直到现在还众说纷纭。但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的。宋代的蔡沈秉朱熹之意解作:“柔者宽而抚之,能者扰而习之也”。扰是骚扰的意思吗?骚扰而习惯又如何理解?到清代有人又解作对远处的要柔和,对近处的要优抚。可是能字没有优抚的意义。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而言,能是昵的假字,故可做亲昵解。能和昵读音有区别,但可通。《战国策·魏策三》有这样一句话:“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以其西为赵蔽也。”这句话里的“非能”之能不能按通常的能耐、能力解,而要读做“尼”即苗语nis(是)的意思,语法上称为系动词。非能,jidnis,即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是赵国之兵比魏强,也不是魏国之兵比赵弱,然而赵国的土地没有年年被侵占,人民没有年年被杀戮,那是有魏国为它在西边做屏蔽的缘故。由此启发,“柔远能迩”之能也可读尼,就得到上面的解释。进一步说,能是苗语nend的对音,和柔是近义词。Nend与黏、泥、昵、嫩有发生学上的联系。但nend是形容词,是表示胶泥状物体的稀稠程度的。这种物体过稠则近于固体,过稀则成流体。然只有胶泥状物才可亲合在一起而又维持一定的形状。结合《顾命》“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邦君”,用现在的话就是“要保证大子钊渡过目前的困难,就要友善远的,亲睦近的,让大小邦国都和平欣慰”。这个能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可是只懂得汉语的人不可能想到这些,所以该成语后世文人虽然偶有仿效,但由于没有确切理解,故也就不可能出现在正式的外交用语中。然而正是凭着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尧典》只能出于西周。因为这样的成语不可能碰巧由两个人独立地分别造出来。按照孟子的说法,舜与西周时间上相后千余岁,地域上相去千余里,语言也不会相同,怎么可能分别造出一模一样的成语?除非《舜典》就是西周人所作。也无可能是西周人抄袭《舜典》。因为汉代人对此成语已不能明晓,西周人又如何能明晓千余年前的成语?况且西周之前只有甲骨文,往前推千余年纵有文字也不过草创,其表达能力自不能及殷商中晚期之甲骨卜辞,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尧典》的写作时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因为所谓尧舜时代就是建立在这两篇文献的基础之上的,现业已证明这两篇东西其实径直出自西周人之手,那么唐虞的基础便只剩下沙塌了。三苗也就不可能真是舜所迁。今天的苗人也就没有必要再为舜迁三苗或分北三苗而耿耿于怀。但《尧典》和《舜典》这两部文献并不是就没有价值。

《尧典》的主要部分源自苗人神话的制历故事。这是生产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标志,是智慧的长期积累的结果。而舜经郭沫若等证明就是帝俊、帝喾又即高祖夋。夋也就是苗语之雷神。雷神是断案如神的,谁做了坏事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耕历山,渔雷泽不是以普通的农夫和渔民的身份,而是到那里息争止讼,办案子的。苗人的传说则称之为“匠讼历岘,匠沙历州”,是苗人的圣母奶贵的娘家。匠讼匠沙就是办案能手的意思,历岘历州亦即历山雷泽。这是《舜典》与苗人传说之关联。由于经验的积累,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财产的私人占有于是发生。为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人与人之间,或此部分人与彼部分人之间就得有物品的交换。公平的观念于是发生。但于此过程中,由于私欲的驱使,又难免发生强取豪夺,或坑崩拐骗之行为。于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就有了正义与邪恶的观念。正义应该匡扶,邪恶应该遏止。宗教与刑法于是产生。从《舜典》的内容看,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这不就是宗教的发生吗?“臯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这不就是刑法的产生吗?“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意思是说无论蛮夷还是华夏,寇贼奸宄的行为时有发生。寇贼指强取豪夺;奸宄指坑崩拐骗,买卖不公。苗族《古老话》里夋雷夋霆(soblial sobdeus)锻炼钱刀(凿斧)蒙制大鼓的情节与此相似。雷闪是侦察刑犯的法眼,雷鸣是对刑犯的警告,钱凿刀判则是执行惩罚。从精神上用神雷夋犀约束世人到并以物质上的绳累索绁就是原始宗教和刑法的滥觞。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所谓“绝地天通”不过相当于今言之政教分离。代表地的是人君,代表天的是教主。各施其职,互不干扰,是谓绝地天通。这些话现在三言两语就完了。可是对于古人却是漫长的进化过程。综上所述,由于苗族《古老话》的相关传说在《尧典》《舜典》中都得到了映证,而《尧典》中那些两千多年来没人看懂的字句借助苗语可以得到准确的解释,故所谓尧舜时代其实正是苗人在中华这块土地上最活跃的黄金时代。我们当然希望《尧典》能真正出于四千多年之前,但是我们又必须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能不断定它的写定只能在西周时期。现在看来舜之名也是西周人起的。因为甲骨文没有舜,只有夋,而舜即是夋。舜除了做一个特定的人名外没有其他意义。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出于特别的企图,是不会专门为一个人名造一个字的。除了舜之外,又分出一个舜之弟象。舜者顺也,又巽也。而象傲。傲就是顺的反面,就是要他做什么他偏不做什么。苗通缪,不正是这个意思吗?象通相、湘,是熊盈族的又一别称。而象又被舜放到了有庳,与苗人南徙的地点相同。怎么会有这一连串的巧事呢?至于尧舜禅让的说法则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被荀子斥为“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了,无需更多置评。

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尧典》《舜典》还有伪古文《大禹谟》有那么多攻击苗族的内容呢?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上文已经说过,西周人中,有一部分人和苗人是有渊源关系的,但他们已经加入了敌方的阵营,因此就要把他们以为不好的那些罪名通通加在苗人的头上。《大禹谟》一篇虽属伪古文,但其中禹征三苗的内容并不全伪,因为《墨子》书中就有禹征三苗的事,而且直杀得鬼哭于庙,犬哭于市,战况十分惨烈。可是从《大禹谟》之文,仍然可以看出某些玄机。其文曰:“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从这则誓词可以看出,这不是君上对不臣者的征伐,而完全是以下犯上的口气。因为从常识可知,只有处君上之位才可能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错误。然则所谓禹征三苗,实际上是一次臣下推翻君上的战争,用后世的话就是叛乱。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一些人没有做成他们想做的官,官位被他们瞧不起的“小人”占据了。拿这一誓词跟周武王的《牧誓》对比一下。《牧誓》曰:“今商王受…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与禹的誓词若合符节,只是用词稍变,那儿用昏迷,这儿用昏弃,因袭之迹历历在目。再说禹的时代,遭遇那么大的水灾,人几乎死光。那么多的河流需要疏通,他的父亲才因治水不力被殛死了,就以现在的技术,几十年都搞不完,哪还有精力来征什么三苗?由此可见,所谓舜窜三苗,禹征三苗根本不是事实,三苗被征最惨烈的就是武王克商那一次。也只有这一次出师的理由相同,臣下推翻君上的性质相同,惨烈的程度也相同。到西周中叶,周室虽然仍维持统治地位,但已经不是那么稳固,昭王南征不反,穆王不知所终,对周室都是打击。这时他们绝不愿意再把臣下推翻君上当做光辉榜样来宣扬,所以就把迁三苗,征有苗,遏绝苗民的功劳都挂到舜、禹、皇帝这些天神身上去了。否则,《吕刑》中的苗民所犯的残暴“罪行”几乎跟纣王一模一样,为什么不就近直接举纣王做例子?原因只有一个,要淡出曾经的乱臣贼子的名声而已。

 

                      苗史勾沈

 

 

  经过以上剖析以后,苗史之大略可窥:

 

        1、武王克殷前苗人属殷商,之前的历史自与商史同,不赘。

 

         2、武王克商,苗人遭至最大失败,至亡国,从此分崩离析。

    此前周人本一弱小民族,文化落后,直到周文王的祖父还住在窑洞里,不会盖房子。因受西部民族的挤迫而向东逋逃。殷人接纳了他们,并曾给予热情的扶植和帮助,至其经济文化得以迅速提高,至文王末期已成殷商劲敌。先是周武王自称做了一个梦,说在梦中“犁于王庭”。其母说此事千万不可向任何人泄漏。实则蓄谋推翻殷商王朝。终于在得到殷商内部以姜尚为首的一批对商纣不满的人做内应以后,里应外合,乘隙成功突袭殷都,商纣被杀。殷商王朝灭亡。周人攻破殷都后大肆劫掠烧杀,以致“血流漂杵”。掳获金银宝器以亿计,鹿麋等珍禽异兽以万计。宫室屋宇悉数破坏,殷都成了徒剩颓垣断壁的鬼城,故称殷墟。墟就是空无一人的场地的意思。三千年后,对殷墟的大规模开发除了掘出大批被周人遗弃的甲骨之外,几乎没有找到其他可以称作珍宝的东西,可见其掳掠的彻底。由于担心殷商烈祖阴魂作祟,周人允许纣王之子继续殷祀。但派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对他进行监视,史称“三叔监殷”。然此后不过约两年,周武王病死。殷纣后人及熊盈族与姬周内部不满周公旦乘机擅权的管蔡联合,大举反周。周公旦大惧,遂与召公奭等诸弟达成妥协,允诺返政成王后得到召公等支持,把管蔡及殷人镇压了下去。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囚,苗人遭受第二次失败,熊盈族等被迫遁逃江南。此后苗人的淮徐等部继续受到周人征伐,百余年后也南逃鄂赣。

在这两次战争中,殷人的命运有四种结局。很大一部分被杀;一部分投降,并迁往商邱继续殷祀,建立一个小国叫宋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则被迫成了周人的奴隶。上述《成×》器中的“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的臣、鬲便是奴隶。余下的则四散逃亡。苗人是逃出来的那部分的大宗。已知的还有一部分跟着箕子到了朝鲜。周王朝的政权稍俟稳固后便大举进行封赏。没死而又逃不走的那些殷人便成了周人的奴隶。其中,殷民六族被分给周公子伯禽而封于鲁;殷民七族被分给康叔封而封于卫;槐姓九宗被分给唐叔虞而封于唐;殷士(殷人中的知识分子)被迁到洛阳监督劳动,营造东都洛阳城。

 

3.三苗or九黎

有网友以为苗既是篾称,则以为以改称九黎为荣。其实黎、隶、鬲、力同音,都可做奴隶解。那些伦为周人奴隶的人,身份虽然变了,但仍用原有的族称称呼他们,于是就有了奴隶卑劣仆僚这些词。他们也是人,在奴隶劳动中又不能不对奴隶主有所反抗。此种行为在奴隶主看来当然是很可鄙的。于是保留在汉语中就有了卑劣、卑下、卑贱等在苗语中没有对应说法的词。然而苗通,是溢出去的那部分,虽不服王化,“蛮不讲理”,却没当奴隶。所以卑劣仆僚虽与苗人有渊源关系,但苗或其近音的字却绝无可当奴隶解释的。这就是苗黎的区别。

当然,伦为奴隶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不光彩。这部分人的后代现在也都是汉族同胞的光荣成员,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光荣缔造者,就像农民工也是当今文明的缔造者一样。而且他们的后代甚至还有当皇帝的呢!秦始皇就是一个。他的祖先叫恶来,是纣王之臣,殷亡后,伦为世代给周人喂马的奴仆。平王东迁护驾有功才有秦襄公,后来才有秦始皇。(秦人的祖先中有个叫大业的,和苗语的水牛同音。我原来以为纯属巧合,知道嬴字的牛头情结以后,看来须重新考虑了)投降了周人的那部分宋人的后代则出了中国最大的名人,也就是孔夫子啊!但不管怎样,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既然已作出不同的选择,现在似乎也就没有改回去称九黎的必要了。

 

          4.周灭商之幸或不幸

三千年来,商纣王承受着举世的唾骂。“助纣为虐”直到现在仍是尽人皆知的成语。而文武周公则一直被目为万世景仰的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在为秦始皇翻案时,曾提出也要为纣王翻案。当时我不解,觉得这样的恶人有什么案可翻?后来看到顾颉刚先生有文章称,纣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帝王,又举了孔子弟子子贡的话:“纣亦无如是之不善也,千载之恶归焉。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纣王的遭遇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情。为写《苗汉语的历史比较》,我们查阅了更多的资料之后,知道纣王其实就是苗人的祖先。抛却所谓民族感情不说,站在客观历史的立场上言,周之灭商果为中国历史之幸耶?亦或不幸耶?这却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对学历史的网友而言,我想完全可以做博士论文来写的。我坚决相信,正确理解此一问题对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但个人没有郭沫若那样的博学和胆识,既不想也写不出他那样的翻案文章。仅就明面上显而易见的一些问题说说个人鄙见。

对周文王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除了娶一堆老婆生一堆儿子(对周武王而言称“群弟”)之外,说不上做什么好事,也说不上做什么坏事。但周武王不同,他绝不是什么圣人,或有道君。他对中国历史进步的阻遏作用,可以说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这只要看一看他的《牧誓》即可立辨。《牧誓》说:“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之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就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王的四大罪状。第一条罪状是“惟妇人之言是用”。一般来说,农耕时代,男劳力可以取得更多的劳动成果,因此母系社会有转入父系的趋势。但是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甚至残害决不是任何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反过来尊重妇女也决不会构成任何社会的进步的阻碍。从甲骨卜辞知道,殷商社会,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也没有什么嫡庶之分。妇女可以带兵打仗,也可以指挥生产。这并不是愚昧落后的体现。可是周武王把尊重妇女当成了纣王的首条大罪。而且把妇女的发言权比作母鸡打明。此后延续几千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在儒家的鼓吹下,就成了中国社会男尊女卑歧视和欺压妇女的经典信条。但这和社会形态(比如封建或其他社会)无关,对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必要的。所以不能都推到“封建社会”头上,而仅仅是周武王或姬周一族带给中华文化的一股恶流。它不止是让中国妇女几千年来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无尽的痛苦,还压制了一半人口的可能创造力。在同等条件下,就使社会进步延缓一倍长的时间。从周武王时代算起就是延缓一千五百年!第二条罪状是 “昏弃厥肆祀弗答”,也就是对宗教礼仪进行简化和改革。适当的宗教祭祀活动可以使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人们对先人的怀念之情得到慰藉,可以化悲痛为力量,这是有益的。但不能走向极端,极端的宗教狂热从来都是有害的。因此某些极端情绪理应得到遏制,狂热活动应当革除。许多文献都证实,中国古代不乏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以大姑娘殉河、以活人殉葬、以生人祭社等。所谓“昏弃厥肆祀弗答”无非禁止此类陋习罢了,难道还禁止人们摆点水果供奉祖先不成?第三条罪状“昏弃厥王父母弟不迪”,即兄弟亲族得不到重用。迪,苗语del之音假,指精肉或瘦肉。强壮有力者肌肉必发达。所谓肌肉主要指此“迪”,而不是肥肉。“不迪”即不当做“迪”用,即不重用。用现在的话就是不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那一套。第四条罪状“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也就是选贤任能不拘一格。这些其实都是国家藉以发达兴旺的根本,任何社会形态不能免。然而周武王却把这些当做商纣十恶不赦的罪恶。况且姬周一族自身就是那“多罪逋逃”者之一,是殷人热情接纳了他们,对他们“是崇是长,是信是使”。然而这位周武王却恩将仇报,居然亲自挥动他的黄钺极残暴地砍下已经自尽的纣王及两妃的头胪!至若《太誓》“斮早涉者之胫,剖贤人之心”云云,则又不能不有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之嫌。如果剖心之说为真,则剖的当是尸体。那也只说明我国很早就进行人体解剖方面的研究罢了,又何罪之有?现代许多著名科学家、政治领袖死后不都对其大脑进行医学研究吗?而且周人的话并不能尽信。《尚书》有《金縢》一篇是专门说周公旦的事的。大意是:武王病危,周公向三王祷告,愿意代替武王去死。告毕,把告词秘藏“金縢”之中。武王死后,群弟怀疑周公旦要篡位。周公被迫避居东国。结果老天爷看不下去了,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庄稼倒伏,大树连根拔起。周成王这才打开“金縢”,知道周公原来这么忠心,十分感动,马上下令迎回周公。于是风停雨住,天重放晴,已倒伏的庄稼复起…不用多想也知道,这不是真的。《太誓》的另一条罪状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用现在的话就是发明以妇女为市场对象的商品。现在以妇女儿童为对象的商品在市场销售总额中不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吗?任何一个商家都不会忽视这个最有利可图的组成部分的。然而“奇技淫巧”这一成语直到上世纪初叶,还被慈禧太后当作贬抑科技发明的经典依据。从商周以来直到明清,我国帝王中不乏优秀的画家诗人,然而看重“奇技淫巧”的却只有纣王一个。这和周武王的“圣人”地位不无关系。

那么殷商社会达到一种什么状况?这很难全面回答。但从两个较特别的汉字可窥见一斑。

一个是彭字。这字的左旁是鼓形,右三撇表鼓的响声,故读若彭,是苗语响的意思。那时每个村落都建有一栋社屋,中悬大鼓。日夜有人值班。每当自然或人事有重大变故或外敌入侵,便会敲响大鼓。所以卜辞总是在“彭”之后,跟着某人死亡,妇×生产,日或月有食之、×方侵我…等内容。这是当时基层组织对突发事件的反应。

一个是“舍”字。舍的原始意义是伞,即苗语sed。上面的“人”是伞面,人下的“干”是支撑伞面的骨架和伞柄,下面的“口”是供伞柄插入其中的石头。因此这种伞是固定式的,每隔一定路程便在路旁设置这样一把,供行人避雨或乘凉。两伞之间的路程称“一舍”。故现在还保留“退避三舍”的成语。

上述“社屋”、“舍”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公益设施,也是基层官员对社会成员提供的必要服务之一种。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的“官员”也是有一定的问责的,不像想象的全是吃干饭。

武王克商以后,周人果然一反商纣之任人唯贤,而大举分封同姓及姻亲诸侯,同姓和姻亲关系也是任用官员的必要条件。从此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被视为天经地义,其流毒中国长达三千余年。又明令禁止发明创造。把发明家巧垂的形象铸在周鼎上,但锯掉手指,用以警告世人不能太巧了。也就是《吕氏春秋》说的“周鼎著垂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这又成为千百年来,历代帝王鄙薄科技工作,科学技术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堂皇理由。

鉴于上述,武王克商并不像传统说的那样是以仁政代替暴政,相反对中华文明是一次大倒退,大反动,大浩劫,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5.苗族的楚国

苗人南迁后逐步建立了楚国。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悬念。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汉族中没有楚人的后代,或者他们有多大的比例成了汉族,而是说主要体现在《楚辞》中的楚人的语言和风俗几乎都由东部苗族保留下来了。楚国存在了近八百年,最后为秦人所灭。但姬周王朝也被秦人最后灭亡了。这段历史史书上有较详细的记载,无需多说。楚亡后,楚的上层分子四散奔逃。不少人远逃到齐国。但齐最后也不免灭亡的命运。

 

        6.楚汉之争

秦王朝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就又被楚人推翻了,历史迎来楚汉之争。现在的问题是,苗人的先人是否直接参加过这场争斗?抑或在此之前他们就已遁迹边鄙,坐山观虎斗去了。我的回答是前者。

第一条理由是现在云南的项氏苗人就自称是项羽的后代。第二条理由是东部苗人至今盛传不少楚人及楚汉之争的故事。而这些在汉族中是听不到的。楚怀王客死秦国的故事我已在多种场合提到过,也跟吴荣臻先生讲过。原来还有歌,可惜当时没有记录,现在却搜集不全了。在楚汉之争方面,苗人对霸王不无同情,而对韩信却极尽贬损。说韩信本来是耐何不了霸王的,在包围了霸王以后,苗族传说的不是四面楚歌,而是韩信在东西南北四面都用糖水写了“霸王归天”四个大字。蚂蚁嗜糖,所以所有笔画都爬满了蚂蚁,形成“霸王归天”四个巨大的黑字。霸王无论走到哪一面都看见这四个字,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就拔剑自刎了。对韩信本人,苗人的故事则说,有一天韩信路过一个山坡时听见一个地理仙和几个人坐在那儿说,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谁家的老人要是埋在这里,后代准能封王封侯。为了抢占先机,韩信就把没有死的老母活埋在那儿了。后来韩信果然封了王侯。但由于干了活埋老母这样的缺德事,他终于不得善终。然而这个故事并非完全虚构,我们在《淮阴侯列传》中得到了相当的印证。《列传》说:“吾入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苗人的故事只是增加了贬损韩信的内容。这显然是有意识地加上去的。不参与其事就不可能知道连司马迁都是从淮阴人那儿听来的这些内容,不鄙视韩信就不会增加那样的内容。所以说苗人是参加了楚汉之争其事的。但最后他们又一次宁可选择失败的一方而自我边缘化,没有跟随大多数最终成为汉族。这也是苗之所以为苗和汉之所以为汉的最后的分野,也是保留苗族语言和文化的唯一办法。从此以后汉族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苗族则成了一个边缘民族。除非为了生存,不再参与中原王权争夺的纷争。

第一次真正的汉族对苗族的战争发生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讨湘西苗人。双方各有伤亡,马援本人也死在了那里,似没有得到很多便宜。此后苗人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好象从史乘中消失一般,直到宋代。

有的网友因黄帝战胜蚩尤以来苗族一直都是失败者,汉族都是胜利者而沮丧。这并非事情的真象。武王克商,苗族是失败了,但这并不是苗族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周王朝最后也归于灭亡。秦统一六国也不是苗汉之间的事。十几年后,秦也灭亡了。楚汉相争则是楚人内部的事。因此并没有谁总是胜利谁总是失败。现在的汉族中,有奴隶主的后代,也有奴隶的后代,有先是奴隶主后来又伦为奴隶的,也有先是奴隶后来又当了奴隶主的,没有一直都是胜利者的。至于选择边缘化,那是苗族的祖先自己的选择,现在看来这样做为的就是保持苗族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我们只有使苗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才能不辜负他们当年的良苦用心。至于苗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如上述,并不能用简单的同源还是非同源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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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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