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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8年8月5日   出处:《文山苗族》网    作者:王万荣   已经有5622位读者读过此文
 
 

苗族/Hmong 人探源

 

  

                  

        在苗族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之形成了三大方言,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各方言内部又分为不同的次方言和土语,这些不同方言和土语的族群都有各自的自称。苗族/Hmong人是众多族群中的一个重要族群,人们说苗族成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实际指的就是这个族群,因此,研究这个族群的来源,不仅对中国苗族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国外苗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用“苗族/Hmong人”这样的方法研究“Hmong人”这个族群不是我的先明之见。早在20006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会议上,专家学者就采用“苗族/蒙人”这样的方法研究“Hmong人”的服饰工艺了。2004年,石茂明先生为了更准确的反映“Hmong”这个族群的整体情况,第一次采用“苗族/Hmong人”的方法,著就了他的《跨国苗族研究》,为我们研究“Hmong人”这个族群给予许多启示。

        鉴于同一个“Hmong”的族群,在国外用“Hmong”的自称作为族称,而中国则是用“苗族”这一他称作为族称。因此,我们采用“苗族/Hmong人”的方法研究“Hmong”这个族群,是从兼顾中外苗族的角度来思考的。同时,由于中国汉文献将这个族群记为“蒙”,我们在研究中,根据需要,也会采用“蒙”或“蒙人”这样的方法研究“Hmong ”的来源。有时甚至直接用“Hmong”或是“Hmong人”这样的方法。请读者自己注意把握。

 

                        蒙(Hmong) 的含义

 

        “蒙(Hmong)”,是苗语川黔滇方言这个族群的自称,准确的读音应为“H  mong”。“蒙”的苗语意指人、人群或蒙人。“蒙”的用意,根据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指示用语。在族别认同上,无论男女老幼、个体或群体,都统称为“蒙”;在男女交友上,“蒙”即专指男性、或是男友;在性别称谓上,有“薄蒙(指老年女性)”、“尤蒙(指老年男性)”、“彩蒙(未婚女性)”、“栾蒙(未婚男性)”;在婚姻上,“蒙”特指男方;在情歌对唱上,有专指男子的;在姓氏称谓上,有以“蒙”为词头,与姓连称的,如“蒙王”、“蒙熊”、“蒙杨”,等等。“蒙”这个族群,是由众多冠有“蒙”的不同部落构成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有“蒙诗(Hmongb Shib)”、“蒙逗(Hmongb Dleub)”、“蒙颛(Hmongb Nzhuab)”、“蒙邶(Hmongb Bes)”、“蒙叟(Hmongb Soud)”、“蒙巴(Hmongb Buak)”、“蒙沙(Hmongb Shat)”等。

        如果说,苗语对“蒙”的诠释,仅给出了人或人群的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再从汉语的角度,进一步考释“蒙”的原本字义,加以佐证“蒙”这个族群原本为什么称为“蒙”。蒙,按现代汉语有三声,我们这里用的是第二声,意为遮蔽、掩盖。这与蒙字本意为草有关。就《说文解字》对蒙字的解释,蒙为形声字,其本意是草名,即王女。蒙既为草,草之生长,即可覆盖,故谓蒙也。这仅为汉字语意而言,无从知晓“蒙人”为何称“蒙”。然而,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记载:“贞:今囗从蒙侯虎伐方,受ㄓ乂。”(前四·四四)卜辞所说的“‘蒙侯虎伐方’,动用的兵力为……蒙侯虎的武装”。[1]《左传·庄公十年》云及鲁宋郎之战时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预注:“皋比,虎皮。”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在谈到晋楚城濮之战时,则更明确道:“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看来,古代人们作战,不仅战士披虎皮,而且战马也用虎皮作武装,以之显其威武、勇猛。不仅如此,干戈兵甲亦要包以虎皮。《礼记·乐记》“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蒙者,其本意为勇士伪装,披戴虎皮,甲骨卜辞中蒙字作,从从虎”,所以,“蒙的字义:古代作战勇士,经常身披虎皮之衣,用作伪装,以逞勇敢,乃谓之蒙”。“蒙人即因首创用披戴虎皮作战而用为氏族部落的名称”。[2]由此可知,“蒙人”之所以自称“蒙”,是因为他们善用虎皮武装作战而得名。不过,这反映的是人类战争初始阶段的事了,而这之前的“蒙人”生活,应是一个不断与禽兽搏斗的历史,才会逐渐认识到虎的威慑力,乃至用虎皮武装自己,显示虎之威猛。这使我们联想到苗族/Hmong人的远古祖先——蚩尤。他在汉文献记载中被视为“兵主”或战神,古代帝王出征都要祭祀他。在苗族传说中,蚩尤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这个勇士之所以获得“兵主”的光荣称号,是与他和他的民族善射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王大有先生研究认为:“蚩尤为阚姓,来源于虎图腾”。[3]《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续夷坚志·蚩尤城》又说:“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蚩尤是否为阚姓当不可考,但他的族群中有阚姓是肯定的。“阚”为形声字,《说文·门部》云:“阚,望也。从门,敢声。”其本意为倚门而望,又可用以形容虎的怒吼声。看来,蚩尤真的与虎有关。蚩尤战败之后,有一支阚姓迁到陕西华县,才有“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这样的记载。同时,苗族/Hmong人世代相传,蚩尤的后裔蒙诗(蚩)彩贡宙与诺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虎趁诺幺外出之机,将蒙诗彩贡宙降为虎妻,诺幺回来后又历尽艰辛才将蒙诗彩贡宙从虎口中夺回。此外,苗族/Hmong人还有“化虎”的传说。种种这些,都透视出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蒙人”之所以称“蒙”,因其祖先善射禽兽,并善用虎皮作武装,显其威猛善战,故曰“蒙”也。

 

                  蒙/Hmong人之来源及地望

 

        从甲骨文卜辞所载“蒙侯虎”这一诸侯国的情况看,蒙人为一个善射的民族是肯定的。蒙人起源于今山东省中南部一带,属伏羲族系的一支。由于蒙人长期在这一带生活,才留下蒙山、蒙水、沐(蒙)河这样的地名学名称,为人们寻找蒙人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王献唐先生根据《尚书·禹贡》、《诗经·鲁颂》、《左传·哀公十七年》等文献考证了蒙人的来源,认为:“蒙阴一带,初皆牟(蒙)族聚处之所。北族署牟、署芜,南族署蒙,实一事也。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殆对宋国诸蒙在西者而言,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4]可见,蒙人的活动地望在今山东蒙阴、蒙山一带,这些地名就是蒙人在这里活动留下的文化物证。由于蒙人所居之地位于中国古代的东方,故被诸夏称为东夷。东为方位,夷为部落名。这说明,“夷”是他称,自称应为蒙。唐嘉弘先生“‘夷’是他称”的观点证实了这一点。[5] “夷”,在“Hmong”语里为狩猎之意,“Hmong人”至今仍把狩猎称为“夹夷(juab yix)”、“刷夷(shuad yix)”。“夷”,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字写作“”。因与“人”( )字相似,故而通用。“夷”,本为蒙人最为古老的狩猎方式,其方法是根据猎物的活动情况,在其经常寻食的地带,支一块半内倾斜的石板(石板的重量和倾斜度根据动物的大小而定)于地面,将一木棍顶端削成斜面,用以支撑内倾的石板,支撑木的底部与一活塞器连接,活塞器的另一端伸入石板与地面之间的空间,在活塞器顶端系上动物喜欢吃的食物,待动物进入石板内寻食时,动物的寻食动作撞动着活塞器晃动导致支撑木滑落,顷刻间,石板即将动物压住,猎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逮到猎物。如今这种猎物方式,在苗族/Hmong人居住的边远山区仍可不时见到。由于这种狩猎方式的猎器——石板和支撑木的结构形式象一个蹲着的“人”,加之蒙人也将这种狩猎方式称为“夹夷”,因而西方诸夏称他们为“夷”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在汉语里,夷为会意字,从大(人)从弓,表示带弓箭的人,其本义也是狩猎的意思。故《说文》有“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之说。

        狩猎,是原始社会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远古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禽兽多人民少的社会,人们随时都要与禽兽搏斗才能求得生存。后人在追溯古人这段历史时有这样的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庄子·盗跖》)。其实,仅筑巢以避之是不够的,只有设法与之搏斗,才能求得人类生命安全,维系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在长期狩猎活动中,蒙人最先发明了弓箭。弓箭的发明和运用,造就了蒙人善射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蒙人方在兽多人少的漫漫洪荒年代制服了山中之王——虎。蒙人制虎有三种方法,即洞穴法、甩杆法、射击法。因篇幅所限,具体方法我们不再介绍。特别是弓箭的大量运用,大大增强了蒙人抗击猛兽的技能。所以,蒙人能制虎可谓是一大进步,既维护了人类的安全,又可用虎肉为食,以虎皮为衣。由于蒙人这种善射的制虎精神所显示的无穷力量,使他们不仅战胜了兽类的威胁,而且使他们逐步认识到,以虎皮整装作战,既显其神威,又鼓舞士气,增强人的斗志。这种精神在蒙人的长期生活中,铸就了他们勇敢顽强、视死如归的尚武文化。蒙人的这种文化,汉文献中均有记载,《礼记·曲礼》就说:“前有士师,则载虎皮。”郑玄注:“士师谓兵众,虎取其有威勇也。”孔颖达正义云:“士师兵众也,虎猛,亦兵众之象。若见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使兵众见以为防也。”说明战士处处以虎皮显其威猛。

        随着社会的发展,蒙人人口不断增长,一部分蒙人逐渐西迁,远的迁到了今山西太原、湖北荆门一带。由于迁徙是渐渐往前推进的,因此一路上都留有与“蒙”相关的地名。比如,河南商丘东北的蒙泽、安阳西南的蒙赉山,山西太原西北的蒙山,湖北荆门市西的蒙山等。这为我们研究蒙人的迁徙路线提供了难得的重要线索。没有迁出的蒙人,殷商时代在今山东蒙山一带建立了蒙国。这就是卜辞中记载的:“蒙侯虎”诸侯国。吴泽先生认为:“蒙为蒙国,……蒙国为殷之属国诸侯。蒙国之地,在今山东蒙山,今蒙山还有蒙阴县。”[6]蒙人所建的蒙国后被殷商所灭,蒙人成了商的属民,但蒙人的一支一直守在蒙山,祭祀蒙山,西周时在今蒙山西南建立了颛臾国,春秋末年为鲁国的附属国,后被鲁灭。骆承烈在《孔子家族全书·文物古迹》云:“今山东省平邑县柏林区固城村北有一古城,名颛臾城。颛臾本为古时东夷族的风姓小国,职责是负责祭祀蒙山神。春秋末年成为鲁国季孙氏的附属国。”[7]蒙山是蒙人的祖山、神山,颛臾人守蒙山,祭祀蒙山,是继承蒙人祭山神灵之传统,是守土山民孝道之举,此等文化,今仍在“Hmong人”中传承。

        综观蒙(Hmong)之含义及蒙人之来源,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蒙人源于伏羲族系,是东夷集团的一支,发源于今山东蒙山一带,殷商至西周时期,曾建立过蒙国、颛臾国。早在蚩尤时代,蒙人就先后西迁,前锋已深入到今山西太原、湖北荆门一带,之后发展为荆蛮的一支,即楚之先人——髳人。

 

                       苗族/Hmong人当源自东夷集团之蒙人

 

         东夷,是一个方位族称,属他称,是中原华夏族对东方夷人的称呼。东夷包含的人群众多,但其主体应是以蒙人为主的族群,其活动中心在今山东蒙山一带。因夷人的自称为“蒙”,故人们很难在汉文献中发现蒙人的足迹。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可在众多先秦典籍中寻找到蒙人在今山东的一些活动情况,加之考古学文化和民俗的佐证,即可认定蒙人的发祥地是在山东蒙山一带无疑。

 

         从汉文献记载考证苗族/Hmong人的活动足迹

      《尚书·禹贡》云:“淮、沂其乂,蒙、羽其艺。”《论语·季氏》孔子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颛臾,太昊氏风姓小国,因承其祖蒙人族系太昊伏羲氏专祀蒙山,故称东蒙主。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既然颛臾国人继承他的祖先专门祭祀蒙山,这说明蒙山因蒙人而得名,蒙人才会把它视为祖山、神山来祭祀。这其一。其二,颛臾国之人肯定是蒙人,他们也才会世代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山、神山,而虔诚祀守。由此可见,蒙人祭祀山川的文化之根,缘起相当久远。《史记·封禅书》就记载了山东古人祭祀八神主的具体情况,其中二曰“地主”,祭的就是泰山,说明东夷人视泰山为祖山、神山。而苗族/Hmong人称泰山为“蒙岱宗”,意为公婆之山,[8]也可引申为神山、祖山。如今苗族/Hmong人仍在举行一种被称为“阿豝岱”的祭祀活动。“阿豝岱”,是指用猪祭祀泰山的意思。整个祭祀活动都在山里进行。看来,蒙人不仅把蒙山视为祖山,同样把泰山视为祖山,这何许就是蒙人为东夷集团的主体的重要原因。

 

           从考古学文化考察苗族/Hmong人的文化渊源

        既然苗族/Hmong人的发祥地在山东,那么,从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否可窥见“Hmong人”的文化呢?

        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考古学界称为海岱文化区。它是以泰山为中心,包括山东省、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二十余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的文化可追溯到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和三至五万年左右的新泰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海岱文化区的文化谱系日渐清晰,先后出土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专家们认为,这一文化系列前后连贯、脉络清楚,属于独立发展数千年的较为稳定的独特文化区。栾丰实先生在《东夷考古》一书的后记中指出:“在中国上古史上,以山东省的泰、沂山脉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曾经是中华大地上少数几个发达的文化区之一,这已被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依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在先秦时期,这一区域恰是与早期华夏族同时的东夷族生存和活动的范围。因此,……目前在海岱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和夏代时期的遗存,基本上都是东夷族创造并遗留下来的。……而东夷文化的余脉和影响,一直到两汉时期还有所遗留和表现。”[9]海岱文化区的发展,上起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下至3500年前的岳石文化。500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特点。将东夷与苗族/Hmong人相比较,二者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谓同出一源。

                       

        1、宗教信仰相同。恩格斯对宗教的产生作了这样的描述:“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10]这说明,人类的宗教信仰是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东夷人也不例外,他们长期生活在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这里的天地、山川、河流、湖泊、风云变换等自然变化,都对他们的认识、感悟产生神秘而敬畏的心理影响,于是东夷人的观念中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这种自然崇拜在东夷人的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太阳崇拜和天神崇拜了。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绘有太阳的形象。如彩陶背壶1057和彩陶罐181均绘有“⊙”图像;双鼻壶985、背壶1058、深腹罐987和罐938,均绘有朱色的大圆点“●”图像。这既是对太阳的形象摹绘,也是对太阳崇拜的反映。大汶口文化晚期,东夷人把对太阳崇拜与天地崇拜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祭祀,即祭天。这种祭天大典的遗迹突出表现在出土的大口尊及其刻画在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11]这些图像在苗族/Hmong人的挑花和蜡染图案中也大量存在,特别是大圆点“●”图像和图像文字“”底部的“”这样的山峰图案更是在蜡染图案中随处可见。如果说,这些图案仅是从表象上反映苗族/Hmong

        人的太阳崇拜的话,那么,“Hmongr人”的“多梭”应该说就是太阳崇拜的真正祭祀活动了。“多梭”,苗语意为祭祀雷神,汉语称为“砍火星”,实为祭火星。《史记·楚世家》说:“重黎为帝喾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喾命之曰祝融。”这反映了楚人奉祀的祝融是火神、太阳神。“Hmong人”“多梭”所祭祀的火星也就是火神、太阳神。有意思的是,东夷人的太阳崇拜和天神崇拜,在苗族/Hmong人的尚东文化信仰中一直沿袭至今,具体表现在:“Hmong人”的踩花山这个节日的整个祭杆仪式都是面对东方,先祭天地,再祭蚩尤和列祖列宗。[12]Hmong人”这种祭杆仪式与《礼记·郊特牲》记载的“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是相一致的。专家研究认为,在我国古代,东向拜日可追溯至远古,殷墟卜辞中的“东母”与《楚辞·九歌》中的东君即为太阳神文化崇拜的具体体现。[13]商人和楚人都是东夷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文化信仰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苗族/Hmong人的尚东文化信仰也是太阳神文化崇拜的具体体现,与商人、楚人一样,同源自东夷人的太阳崇拜。

        2、善射特点相同。东夷人以善射而著称,以“夷”字从大、从弓即可见一斑。说明东夷人是弓箭的发明者。《山海经·海内经》云:“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少皞是东夷人的祖先之一,把他的儿子奉为弓箭的发明者不足为奇。山东各地的考古发掘证明,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镞。1984年在沂水县发现的3件石镞就是一个例证。“石镞的发现,标志着弓箭的发明,这是中石器时代狩猎工具的重大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4]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时期,弓箭的使用已很普遍,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很盛行,箭镞遗物数量剧增,弓箭的使用逐渐从狩猎转入战争。所以,人们把东夷人视为骁勇善战的民族是有依据的。历史上,东夷人曾涌现出许多敢与天下争雄的军事领袖,其首推者即为东夷集团的首领蚩尤。蚩尤虽最后被黄帝战败,但他始终不愧为中国战争史上的英雄,一直被后人尊为“兵主”加于崇拜,并成为东夷故地上久祠不衰的八神主之一。继蚩尤之后,东夷人还出了一位神射手——羿,乃至夏代的后羿等。这些都说明,东夷族是一个骁勇善射的古老民族。苗族/Hmong人是东夷人的一支,继承了东夷人善射的文化传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打猎仍然是苗族/Hmong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们将猎到的兽皮拿到市场上交换玉米、大米、食盐等。大理州南涧县1948年至1949年苗族用以交换的兽皮与大米的比价即可说明问题:“一张麂皮换大米3公斤左右,;一张豹皮换大米15公斤左右;一个熊胆换大米10公斤左右;一个麝香换大米30公斤左右。”[15]苗族/Hmong人骁勇善射的英雄本色,不仅造就了古代的善射神箭手,而且造就了近现代的打虎英雄,如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法英雄项从周,年轻时就曾在他的家乡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至野猪塘的路上,凭他高超的武艺,打死了一只拦住他去路的老虎,从此,他获得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又如,云南省广南县杨柳井乡洒拉冲的李忠华,20世纪50年代,因当地野兽众多,虎豹出没,村民的家畜经常被虎豹伤害。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县政府成立了除兽打猎队,李忠华被任命为民兵排长,只身一人打死老虎一只,豹子两只,野猪36头,群众称他为“现代武松”。19603月,李忠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授予打虎英雄称号,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奖状和赠送半自动步枪一支。[16]如今,苗族/Hmong人民间尚保持射弩的传统,农闲时节尚可见到他们练习。近现代兽类对人类的侵害都如此猖獗,何况是上古呢?因此,种种情况说明,苗族/Hmong人善射的文化源远流长,其文化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东夷人。

        3、生活习惯相同。《后汉书·东夷传》云:“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爱饮酒歌舞和穿“衣锦”是东夷人的两大最具特点的生活习惯,这在考古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已得到佐证。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筒状杯和觚形杯,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高柄杯都是盛酒的器物,加之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粮食除了食用外有了相当剩余,这就为人们酿酒提供了物质条件。如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层,在房屋内有近5立平米贮藏粮食的窖穴,其中还遗留有1.2立米已炭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粟。[17]粟,苗族/Hmong语称为“撮(cod)”,“粟”、“撮”音近,说明“粟”是苗语称谓。苗族本是个爱饮酒的民族,在苗族的生活中,凡事皆有酒,无酒不成事,祭祀、婚事、丧事皆用酒,有酒必有歌,婚丧嫁娶均在酒与歌中完成。同时,苗族/Hmong人又是个爱美的民族,这种爱美之心主要体现在衣饰上。考古发现,东夷人的纺织业出现较早,早在北辛文化时期就发明了骨梭、骨针这类用于缝纫的工具。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纺轮、骨针、骨锥的不断出土更是证明了东夷人的纺织业早在7000多年前就已开始。藤县岗上村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罐底部印有粗糙的麻布纹,每平方厘米内平均约有7-8根经纬线。而胶县三里河出土的布纹是13×13根,这是目前已知大汶口文化的纺织最高水平。它说明,现代农家妇女腰机织的粗、细布纹密度水平,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就已达到了。东夷人穿的“衣锦”,应是花团锦簇的彩衣,才会有“衣锦”的记载。苗族/Hmong人至今仍在沿袭的穿花戴银的五彩衣饰,当源自东夷人的“衣锦”。

        4、纹饰文化相同。海岱文化区出土的陶器纹饰大多以平行垂直短直线纹、三角形纹、平行斜纹、方格纹、菱形纹、平列小圈纹、指甲纹等几何图案为主。这些图案在文山苗族/Hmong人妇女服饰图案中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彩陶豆的五角星纹饰图案,不仅在文山苗族/Hmong人的蜡染图案中随处可见,而且在其他地区的“Hmong人”蜡染中也流行此图案。更有意思的是,《白虎通》记载了伏羲“画八卦”的事,而苗族/Hmong人蜡染图案中也有八卦图。这就不是一种巧合了。此外,东夷人还很善于打扮自己,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大量装饰品即说明这个问题。如泰安大汶口第一次发掘的133座墓葬中,共出土各类装饰品304件,其中:束发器21对半、头饰99件、颈饰55件、笄30件、臂环21件、指环20件。邹县野店89座墓葬出土的装饰品126件,其中:镯40件、石环51件、坠17件。这些不同类型的装饰品如此之多,反映了东夷人爱美的追求和审美意识的实物形态体现。这种注重打扮的审美追求,在苗族/Hmong人女性身上反映最为明显,她们不仅穿花戴绿,而且还要配以各式各样的坠饰,佩带耳环、手镯、项圈、指环等。特别是“蒙诗”这支“Hmong人”,他们束发鬏于头顶的发饰,既古朴又古老,这何许与东夷人发明“笄”这一束发具有关。笄的读音与“Hmong人”梳发的发音“nzhik(这为川黔滇苗语苗文)”音近,说明二者有文化渊源关系。

        5、墓葬形式相同。从后李文化直到岳石文化的大量考古发现来看,东夷人的墓葬形式大多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且头向皆朝东。这种墓葬形式文山苗族/Hmong人视为真正的“苗坟”,即“横葬”,头向一律朝东(左)。它是“Hmong人”最为古老的一种墓葬形式,直到今天都只是封土而不砌石,也不用墓门,这种只封土的墓葬当起源于平原地带。同时,“Hmong人”这种头东脚西的墓葬方式,在他们的观念中,“Hmong人”是太阳之子,其祖居地是在太阳升起的东方,死后要将头枕东方,才能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列祖列宗一起团聚。“Hmong人”这种尚东文化,除墓葬方式外,在婚姻和踩花山这一全民性的节日中也有反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留在山东的夷人后裔,到20世纪30年代,仍沿袭人死魂归泰山的习俗,且也象苗族/Hmong人一样有指路之俗。对此,王献唐先生有详尽的描述。他指出:“泰山一带,既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祖国,……其远徙他地而卒于异域者,身后或归葬故土,沿为后世反葬之俗。其不能归榇者,则招魂使往依之,行之既久,因谓死后魂灵皆归岱宗,……今山东各地,皆言人死魂归泰山,或言泰安,泰安即泰山所在。……其泰东各属,死后且有指路之俗,子孙披发赤足,夜登几杌,执桿枪西指,呼其祖若父之称,曰西方大路,连号三声而下。且有纸制马轿及侍者之属,在所立前方,西方呼后烧之,盖以泰山在西,故指告其路,曰西方大路。马轿则其祖若父所乘骑,呼告之后,则启程西行矣。凡此习俗,皆足徵观魂归泰山之说,即由上古族人远徙不得归骨之义,演变为此,骨虽长留,魂则往焉。故子孙为指路途,用意甚为明瞭。”[18]

        苗族/Hmong人至今也一直保持为死者指路的习俗,指向为东方之泰山,有的还用竹片编一竹架谓之马,置于正堂,将死者平躺在竹架上,意为祖先的发源地在遥远的东方,死者要骑马才能走得到。这种魂归泰山的指路习俗如此一致,真可谓夷人和“Hmong人”同出一源。

 总之,海岱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是东夷人创造的文化,这些文化有许多至今还在苗族/Hmong人中传承。从这个角度上讲,海岱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是“Hmong人”创造的文化,也是讲得通的。对此,专家已经作了肯定,认为“从东部沿海一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统,是在太昊、少昊、蚩尤为首的东夷族活动地域发现的,其时代也相当,约为距今7300-4000年前,应属东夷族创造的文化遗存”,“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确认一种称之为‘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其年代距今6300-4400余年,大体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相当。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地域,亦大体与传说的蚩尤活动地域相当,由于当地当时没有第二个较大的部落活动,故可把大汶口文化视为蚩尤族创造的文化遗存。”[19]蚩尤是“Hmong人”一致公认的祖先,所以,这里说的“蚩尤族”应当是“蒙族”。

 

           从历史传说看苗族/Hmong人的来源

        在苗族/Hmong人的历史传说中,最能说明历史来源的,应数祖先传说和踩花山的传说了。就祖先传说来看,主要是《孜尤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孜尤(蚩尤)及其“Hmong人”在黄河下游一带的生活情况。原先,“苗民们在孜尤的领导下,生活过得很美满,吃不操穿不愁。”后因黄帝和孜尤分地产生矛盾,“双方闹翻了脸,动起了干戈。”先是孜尤赢,后因敌众我寡,孜尤终被战败。

       《踩花山的来历》和《花山起源之歌》,讲的也是孜尤和黄帝的斗争,最终都是以孜尤战败而告终。这些传说,因涉及民族问题,许多老人都不愿意讲这段伤心的历史,因此,关于孜尤的传说和踩花山的来历,在苗族/Hmong人社会,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只是在踩花山活动的祭词中还有些反映。如:“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花杆脚)/祭天神地神/祭东西南北之神/祭苗族祖先孜尤(蚩尤)/祭苗族列祖列宗/祭一切为苗族献身的人们……。”[20]

        关于蚩尤(孜尤)与黄帝的历史传说,在汉文献记载中也大多以战争实录形式记录下来的,内容与苗族/Hmong人的传说大体一致。《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山海经》、《逸周书·尝麦解》、《述异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均有这场战争的记录,我们就不一一摘引了。这说明,汉文献记载与苗族/Hmong人的历史传说是吻合的。

 

                        结论

 

        综观苗族/Hmong人自称的含义和蒙人的来源,结合汉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以及“Hmong人”历史传说的相互佐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Hmong”的自称当源自古蒙人,苗族/Hmong人是由东夷集团之蒙人发展而来的,其历史可追溯到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和三至五万年前的新泰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创造了辉煌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些文化前后历时5000年左右,反映了苗族/Hmong人远古文明的光辉历史。这一历史至蚩尤战败后逐渐衰落,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东夷文化渐渐消失,只有少部分保留在其后裔苗族/Hmong人的文化习俗中,并得以传承至今。

                  

                  

          注释:

          [1]  见罗琨:《殷墟卜辞中的毫——兼说汤始居毫》,载《九州》(第三辑)先秦历史地理专号,商务印书馆20034月第1版。

          [2]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第70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4月第1版。

          [3]  王大有 王大双:《大中华根脉》第140141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5月第1版。

          [4]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297-307页,青岛出版社,20069月第1版。

          [5]  唐嘉弘:《东夷古国史论》序言第5页,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9年出版。

          [6]  吴泽:《吴泽文集》第一卷第25-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月第1版。

          [7]  骆承烈:《孔子家族全书·文物古迹》,辽海出版社19999月版。

          [8] [12] 文山壮族苗族自制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编:《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故事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

          [9]  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5月第1版。

         [10]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  逢振镐:《东夷文化研究》第364页,齐鲁书社,20071月第1版。

         [13]  见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月第1 版。

                  

         [14]  逢振镐:《东夷文化研究》第121页至122页,齐鲁书社,200071月第1版。

         [15]  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志》第10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1月第1版。

         [16]  云南省广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南县志》第1185页,中华书局,20019月第1版。

         [17]  逢振镐:《东夷文化研究》第233页,齐鲁书社,20071月第1版。

         [18]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363, 青岛出版社,20069月第1版。

         [19]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上册第94-9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5月第1版。

         [20]  文山壮族苗族自制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编:《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故事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孜尤的传说》、《踩花山的来历》均收入此卷;《花山起源之歌》则被辑入该书诗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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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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