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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8年3月5日   出处:本站原创    作者:梁广森   已经有7101位读者读过此文
 
 

古代苗族变迁新探

                                          ——从苗人的视角考证古代史

         

摘  要: 用苗语的词汇,解读远古时期的传说;从苗人的视角,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结合苗、汉这两个古老民族的文献和记载,考证历史上中原居民的一次大变迁。并根据南方民族的分布,论述赵佗制定的“和辑百越”之策对苗、瑶民族的影响。

关键词:苗蛮部落,  变迁与迁徙,   “和辑百越”之策

 

        一、 引言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先祖是很早以前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九黎部落。涿鹿之战战败,首领蚩尤被黄帝擒杀,残部南移长江中游一带组建苗蛮部落(又称三苗部落、有苗部落,也称三苗国;以下简称三苗或苗蛮)。舜、禹时,三苗又被华夏部落灭国,残部再度迁徙。这段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已成史学定论。

传说,舜帝因征剿三苗,客死苍梧,尸首下落不明;其二妃闻迅,悲伤过度,泪滴染成斑竹,即随舜帝归西,留下千古之悲歌。可见,远古时三苗部落曾是华夏部落的主要对手。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来记载历史,三苗被华夏灭国之后,残部如何迁徙?至今众说汾纭,尚未有定论。一般认为三苗被灭国之后,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地带(今陕甘一带),后往东南方向迁徒,进入川、黔、滇形成当今的西部苗族(另一说法是变成后来的羌人);一部分就地驱逐到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商周时称这一支为“南蛮”,南蛮西迁形成了当今中部苗族和东部苗族。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本文根据笔者在黔东南和桂北[注①]走访时,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试图从三苗故土、史籍记载及桂北、黔东南苗区的现状,分析与推测三苗部落的变迁及残部的迁徙。并提供一些证据,论证文中的推测,或许有益于史学界、民族学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

本文认为: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源于三苗的残部,现代的苗族源于楚国的遗民。古代苗族的迁徙,就是楚国遗民的迁徙。早期迁徙的楚遗民沿沅江、资水南下,翻越猫儿山、大南山、三省坡一线,进入桂中盆地的西北部。在融江沿岸和都柳江沿岸,生活百余年。转沿贝江河、大苗山、九万大山、龙江和都柳江往西迁徙,进入苗岭,达云贵高原的中西部,形成西部苗族。后来迁徙的楚遗民,沿沅江迁到清水江流域;部分沿资水南下到都柳江又转西迁进入黔东南和桂北,形成中部苗族。沿湘江进入南岭逃避战乱的楚遗民,形成当今的瑶族。

           二、 从三苗故土分析三苗残部迁徙的方向

三苗故土今何在?据古籍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见《战国策·魏策二》)。《史记》也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勾绘出距今约4300年前三苗部落故土的大至轮廓,三苗故土:东至翻阳湖之滨,西到洞庭湖,南达南岭、武夷山,北达淮河流域的中上游。概而言之,三苗故土就在今汉水中下游、长江中游、沅江、湘江、赣江的中下游和淮河中上游的广大平原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安徽、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

史料表明,三苗部落的东面有东夷部落;北面是华夏部落;南面和东南面连接百越部落;西面为崇山峻岭,当时人烟稀少,居住的主要是古巴蜀人。

舜、禹时,华夏部落对三苗部落进行残酷的征战,苗师大败,残部只有逃离故土而迁徙。就当时而言,迁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逃命。我们可以推测:往东迁的一支进入武夷山,这支极有可能是后来畲族的先祖;就地迁往人烟稀少之地的三苗残部,成为后来的楚国先民;在长江、汉水以北的三苗残部,沿汉水北岸往西北迁徙,到汉水上游的“三危”地带,成为历史上的羌人。《史记》所载的“窜三苗于三危”,指的就是这支在长江、汉水以北的三苗残部。《后汉书·西羌传》也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三、 从苗语词汇和史籍记载考证古代苗蛮变迁

有人认为:三苗被华夏部落灭国之后,从此就逐渐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其实不然。华夏部落征服三苗之后,并没有在三苗故土建国或建立有效的统治,而是退回黄河中部地区建立夏王朝。夏王朝自禹到桀,历时四百七十多年里,华夏部落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仅限于黄河中游的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现代考古亦证实了这一点,长江以南没有发现属于夏文化的遗址。与舜时的“客死苍梧,葬在九疑山”相比,差之千里。

什么原因使禹退回华夏故地,而不在南方的三苗故土建国?难到禹不想获取三苗部落的土地而继承舜征剿三苗的事业?这不合乎常理。禹时肯定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不得已而退守黄河的。由于年代已久,古籍也没有记载禹退守故地的原因,从汉文献就无法考证。

但是,从苗语[注 ]词汇里,似乎可以找到禹退守黄河的原因。笔者认为: 夏禹是被三苗部落驱赶出境,而退守其故地的。 苗语词汇称丑陋的、贫穷的为Da Xia(近音“达夏”),Da Xia[注 ]直译成汉文,是“夏人”的意思;带有鄙视的否定称为yu(近音“禹”)。这些以“夏”、“禹”音所形成的、有贬义的苗语词汇,在苗语中为数不少。这些苗语词汇的形成,是两个敌对部落长期征战的结果。对于败守黄河的禹,三苗部落的人们感叹之余,认为禹不过如此而已,而鄙视其。因此,苗语“禹”音带有鄙视之意。

苗语词汇的“尧”音和“舜”音,并无贬义。苗语的“尧”音是女子对夫君的称呼,相当于汉语的“丈夫”。苗语称女子出嫁为Muiao(音“木尧”),将苗语的“出嫁”一词,直译成汉语,就是“去尧”的意思;按意译,译成“去尧的部落”更为完整准确。也称“出嫁”一词为Muxia (音“木夏”), 即“去夏的部落”之意。说明尧帝时,苗蛮与华夏曾是姻联部落。

史料对尧帝和舜帝的评价很高,称尧舜为“品德高尚”的古代天子。《史记》对尧帝的评价是: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天。能明驯德,以亲九族。百姓照明,合和万国”。说明尧帝被包括苗蛮部落在内的中原各部落尊为共主。尧帝时的中原,各部落和睦相处,互为姻联,一派和谐景象。

苗语词汇称祭祀用的祭食为shun(音“舜”),如祭祀用酒,苗语称Jian shun;祭祀用的牺牲品,苗语发音为Dmna shun,将其译成汉语,即为“拿来当舜”的意思。“舜”音,苗语专指祭食。苗语的这一词汇,亦与传说中舜的死因吻合。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品,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对战俘的处置,一般是杀掉或者当作祭祀的牺牲品。这是勿庸置疑的。舜帝极有可能被苗蛮部落俘虏而当作牺牲品。因此,苗语词汇称祭食为“舜”。

尧、舜时,中原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尚未进入阶级社会。尧、舜被包括三苗部落在内的中原各部落尊为共主。因此,苗语“尧”、“舜”音没有贬义,南方的三苗故土也留下了尧、舜的足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随之有加,到舜、禹时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韩非子·五蠹》载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舜帝客死苍梧后,《禹誓》:“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而对苗蛮部落进行征战,造成两败俱伤,不得已而退守华夏部落故地建立夏王朝。苗族是没有文字来记载历史,但苗语词汇却沉淀着历史。

三苗与夏禹的战争,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苗失去了长江、汉水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江北的三苗残部,不得已沿汉水北岸往西北迁徙,这一支发展成后来的羌人,也就是现代羌族和藏族的先祖。此后,三苗部落联盟分崩离析,在相当长的历史,不再对华夏部落构成威胁。夏禹退守黄河后,积极向东发展,到夏王抒时,夏人征服了东部的东夷部落。

据《竹书记年》记载“禹传子,家天下”。夏王朝传了十七君。一直臣服于夏的商部落掘起,商王汤灭夏桀,建立商王朝。商王朝继承了华夏文明,到商王武丁时,商王朝空前的强盛,不断对外用兵。居住在商西部的羌人(三苗残部),便成商朝奴隶主捕猎的主要对象。奴隶作为奴隶主的一种财富,许多奴隶成为人祭、人殉的牺牲品。战争中的战俘是商朝奴隶的主要来源,尤以羌人为多。商代甲骨文卜辞中所记载的“伐羌”、“刖羌”是指杀死捕获的羌人奴隶作为祭祀的牺牲品;也记载有驱使“多羌”、“众羌”从事各种劳役。“羌”成为殷商称呼奴隶的代用词。商王朝是三苗部落处境最悲惨的一个时期,三苗残部“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发展中,渐渐从江北(长江)平原消失,余部迁徙到黄河上游的“三危”地带,成为历史上的羌人。

羌人的后裔之一----藏人,与苗瑶人,在体貌特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只要留意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历史上藏人曾称为“发羌”,是羌人与当地孟族融合而形成。藏族的一些传统与苗族相似,如:藏人的“锅桩”与苗族的歌舞,都是手牵手围圈而舞;藏人的高歌与苗族的飞歌音调都很高;藏人的“哈达”与苗族姑娘的花带,都是献给自己最敬爱的人。

藏族的一些民俗与苗族相似,例如:藏族最重要节日是藏历年,苗族最重要的节日是苗年,两者均在除夕日将家中的脏物、污垢清除户外以求来年兴旺发达;大年的初一拂晓,妇女们便到井傍敬水井“汲新水”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吉祥。藏族的活佛园寂后,有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苗族民间也有“转世”的传闻,这个传闻,在苗疆不绝于耳。这些相似的传统与民俗,是相隔上万里的这两个民族曾经同源的佐证。

在长江和汉水以南的三苗残部,由于有长江、汉水之天险,受商王朝影响较小,得以发展。建立以髳人为主体的虎方国。商王朝自武丁之后,统治阶级越来越腐化,到商末帝辛时尤为严重。据史籍记载,纣王帝辛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大小官僚无不沉湎于酒色。此时,发迹于渭水的周部落逐渐强大,到周武王即位后四年的公元前1046年,周部落联合包括虎方国(即古髳人)在内的诸多方国伐商,商王纣仓惶应战,战争以周武王胜利而告终。

周武王灭殷商,创建西周王朝,分封各路诸侯。虎方国的古髳人首领鬻熊参与武王灭商而受封,建立了荆楚。西周王朝时的荆楚,由于与华夏是不同的文化体系,楚并不真正臣服于周,不断窥视中原。西周与楚冲突不绝。

周早期的铜器铭文,多次提及“伐反荆”、“伐楚荆”便是佐证。“反荆”、“楚荆”就是不臣服于西周王朝的楚人。古书记载,周昭王率师远征楚“丧六师于汉”,昭王亦死在汉水中。昭王是西周王朝的第四代君主。经长期征战,楚逐渐收复汉水流域及淮河中上游地区的三苗故土。

西周末年,周宣王时,周征楚也取得了一些胜利。《诗·大雅·江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说明楚地江汉一带曾划入周的势力范围,周与楚之间的战争,呈现拉锯战。西周王朝的开疆拓土,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史记·周本纪》云:“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意思是:周宣王与“蛮夷”的战争中,丧失了作为主力的“南国之师”,就在原野上抓壮丁来充军。说明西周的主力部队,是驻守南国的军队,其劲敌,就是南面的楚国。周宣王的“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之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激发西周王朝的内部矛盾。到宣王之子周幽王时,西周王朝终于在天灾人祸、内扰外患中灭亡,中原历史走向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在骊山。历时275年。以“南蛮”为主体的楚国,一直是西周王朝的劲敌。周平王弃镐京(今西安)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又称春秋)。东周国势如同日落西山,中原诸侯掘起,相互混战,为楚人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战国中期,楚庄王时,成就了大业。据《韩非子·有度》的记载“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时,楚国成为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之一,当时的楚疆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的全部,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其势力南达广西的北部。楚成为中原南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楚庄王曾屯兵于周郊,差人问周天子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吞周之意。这就是“问鼎中原”的典故。

楚地之俗与中原差异堪大。楚人盛行祭祀鬼神,祭鬼神有祈神降福送鬼消灾之意,且有娱乐作用,又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寻求配偶的好机会。屈原加工改作的《楚辞·九歌》就是楚地民间祭祀的乐歌。首篇《东皇太一》为迎神之曲,末篇《礼魂》为送神之曲,其程序和功能与现代苗族的祭鼓节是何等的相似!

华夏之俗则注重敬天祭祖,周公东征胜利回师时,就祭宗庙,告臣民,说明周王以德典祀“天神”。周天子祭祀,诸侯国君都要前往助祭,祭祀庄严肃穆。唯有楚君,只是定期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等物,不得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周人还“以蛮夷视之”诉为南蛮。

楚君也自称是蛮夷,西周末年的周夷王时,周王室势力微弱,“诸侯不朝或相伐”,楚君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于是灭了庸、杨粤和鄂三个周的诸侯国,分别封其三个儿子为诸侯王。可见,楚君并非周的宗室。

战国初,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厉行改革,很快收到“货通积财,富国强兵”之效。齐桓公为实现霸业,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讨伐日益壮大、北进中原的楚国,楚成王不得已与齐订立城下之盟。百余年后的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百姓受惠直到今天;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见《论语·宪问》)。可见,华夏人视楚人为异已,楚族并非中原的华夏族。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者均称“相”、“宰相”或“丞相”。独有楚国称之为“令尹”,“令尹”当时华夏语为何意,我们无从考证。现代苗语,“令”音,意为:独,独占,无人与其分;“尹”音,意为:万,即很多,但非全部。“令尹”组合音,意为:独自带很多,如用在官僚机构,即是百官之首的意思。

“楚”字,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①周朝国名,原在今湖北、湖南,后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②指湖北和湖南。③姓。④(书)痛苦。“楚”音,苗语音意为:手母指;引伸为好、第一、很厉害等。“郢”字,《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苗语“郢”音,意为:①山脊。②富庶,随意去找都有收获的地方。不知考古界是否找到楚国都郢的具体位置,笔者也没有到过湖北。按苗语理解,楚都郢城,应当是围着一个四周平坦,且土质肥沃的山包修建而成的城市。“楚郢”合意为:在山包上建起的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汉语的“楚”字,有痛苦的意思。苗人自称是“达牧”,“达”音苗语意为“人”,“牧”音苗语意“痛苦”,“达牧”合意为痛苦的人;“楚人”也可释为痛苦的人。

楚国是古髳人鬻熊之曾孙熊绎因“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居楚”,熊绎之曾曾孙熊渠自命为天子而封其子为诸侯王。周厉王时,因“畏惧其伐楚而去王”成为周的诸侯国。有人认为熊绎姓熊,其实非也。苗族的习俗是轻姓重名,父子连名,子名在前,父名在后。按苗俗,“熊绎”是人名,是一个名叫“绎”的,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叫 “熊”的祖上。部分地方的苗族自称为 “格熊”,意思为:是“熊”的后代。这种习俗,在苗族原始风味浓厚的一些地方还保存。例如:桂北苗区的杆洞。1938年率领杆洞八寨苗民,与民国政府千余官兵激战于紫山坪的八寨联盟寨佬潘正德,其名叫“来”,长女名叫“花”,人们称之为“花来”。因其是寨佬,尊其为“格花来”或“格来”。到杆洞苗区走访,提及潘正德,知道的人不多,问到“格来”,无人不举“楚”(手母指)。潘正德战死后,以“花”和“来”给儿女取名的苗胞亦有不少,其子孙和族人亦自称是“格来”的后代。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人们对英雄父女表达的一种敬慕之情,这种行为各民族都有。

按苗俗来理解,被苗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蚩尤。蚩尤应当是一个名叫尤,其长子名叫蚩的人;如果其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则尊其为“格蚩尤”;如果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则尊其为“格蚩尤佬”,“格”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佬”是:首领、领袖之意。“格蚩尤佬”全意为:我们的首领蚩尤他老人家。如同文革时,我们称毛泽东为:“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华夏部落不可能尊其为“格佬”(首领),故直呼其父子名为“蚩尤”。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 三苗之后,苗蛮人并没有从中原消失,而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楚国。现代的苗族,就是春秋战国时楚国遗民的后裔。尽管也有不少文献认为苗瑶民族与楚国有渊源,但史学界并不完全认同,尚未形成定论。如果把古代楚文化与现代苗瑶文化作比较研究,就会发现更多的证据,证明苗瑶民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局限于笔者的水平与能力,仅提供上述证据。

四、 从桂北和黔东南苗区的现状考证古代苗 的迁徙

古代苗 人是如何迁徙呢?具体路线怎样?在何时迁徙?对这些问题,我们先从史籍记载中探究,春秋战国至秦末汉初,中原民族的分化;再讨论赵佗制定的“和辑百越”之策对苗瑶民族的影响。

(一) 、秦汉时楚遗民的分化及苗蛮的迁徙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史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的中后期,经过数百年的混战,楚先后灭掉鲁、宋、郑、陈等中原小国,后吴、越也被楚灭国。楚国鼎盛的时期,疆域东达东海、西接巴蜀,南到南岭,北达黄淮,包括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地区。到战国后期,楚顷襄王时,楚的统治阶级淫逸奢靡,不顾国事。这时北方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不断强大。楚西的巴、蜀相继被秦所灭。公元前280年,秦从蜀攻下楚的黔中郡(今黔东),次年又攻下楚都郢城北面的很多地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楚都郢城,楚军溃散不战。楚王东窜到陈,著名诗人屈原目睹都郢沦陷,百姓流离,惨不忍睹,写下名诗《哀郢》。屈原随楚的统治阶级东逃至洞庭湖时,见楚大势已去,理想破灭,怀着满腔悲愤投汩罗江身亡。相传当地楚民争相驾船搭救,后又纷纷将食物抛入江中,以示祭奠。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秦经商秧变法之后,制定一套严格的军功爵制,将秦军训练成一群强大的杀人机器。秦攻魏于石门,取得大胜,竟将六万战俘斩首。秦将白起以残暴而著称,秦和赵为争地而发生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军被困在长平(今山西高平),主将被秦军射死,赵军四十余万投降秦军,白起竟然将其全部活埋。秦军对于同为华夏族的魏、赵尚如此残暴,如何对待楚军、楚民呢?史籍上没有记载。敢肯定的是,对待作为异族的楚国和楚民,秦军绝不心慈手软。

楚都郢城沦陷时,有钱有势的楚皇族和贵族随楚王乘船顺江东窜,后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楚民只有往南逃命,聚集长江、洞庭湖以南。公元前242年,秦灭齐后,又攻取魏二十余城,秦军离楚新都陈只有一百六十里,楚只好又迁国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力图退保江淮。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率军渡过长江,平定楚的江南地,楚亡国。“三户亡秦”的成语,源于《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记载,说明楚亡国后,遗留在故土的楚民并不很多。

秦灭六国,统一中原后,采取一些巩固统一的措施,奠定了华夏文化作为中原的主流文化的基础,特别是秦时的文字统一,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秦统一之初,诏书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秦始皇令丞相李斯整理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又推广更为简便的隶书,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楚国的文字,也是在这个时期消失,江南的楚文化也渐进融合于华夏文化。

秦帝国的残暴,注定了其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统一中原之后,仅存了十五年。“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的陈胜,揭竿而起,掀开了亡秦的第一页,“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陈胜牺牲后,楚将项燕之子——项羽等继续领导灭秦斗争。公元前208年项羽采用“破釜沉舟”之计,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项羽成为灭秦时的风云人物。秦之后,项羽分封各路灭秦的诸侯,刘邦被分封到汉中而成汉王。秦亡诸侯再度混战,汉王刘邦捷足先登建立了汉王朝。

春秋战国至秦末汉初,是中原各部落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原民族分化的一个时期,更是华夏民族形成、发展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时期。华夏民族是华夏部落不断融合其他部落而形成的一个大部族。周武王是联合髳、庸、蜀、羌、微、泸、彭、濮等中原各部落灭商纣的。西周建国之初,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属于周宗室的同姓诸侯有五十三个,异姓诸侯有一十八个。到战国后期,经近千年的战争,能保存下来的异姓诸侯,只有古髳人建立的楚国。楚亡国之后,楚的遗民部分留在楚的故土,也渐渐与华夏人融合,形成了当今南方的汉族。部分逃进崇山峻岭,逃避战乱,这一部分发展成后来的中部苗族和东部苗族。部分沿沅江、资水南移西迁,形成当今西部苗族。部分沿湘江迁徙至南岭地区,形成当今的瑶族。

现仍有一些证据,能说明这一点。现代苗语与古汉语有不少词汇发音相同或相似。如:古汉语称“我”为“吾”,苗语(白苗)的“我”也发音为wo;古汉语将“胆小,怕事”的称为“怯懦”,苗语的“害怕”一词汇也发音为Qienuo;等发音基本相同。尤其是含古汉语成分较多的汉语土拐方言与苗语。如:“板凳”两者都发音为dang;“厉害” 都发音为laho;“替” 都发音为bang;等发音基本相同。“漂亮”土拐语发音为fuci,苗语发音为wuci,发音非常相似,仅是一音之转。说明远古时的中原,有部落、部族之分,民族语言的分化,尚未十分显著。现代汉语与古汉语差异很大,原因是现代汉语融汇了不少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成分。南方的土拐语、客家话和苗语是研究古代中原语言的很好材料。

华夏与苗蛮,这两个有著千丝万缕,长达数千年恩恩怨怨的中原古老部落,至今尚未完全融合;而与之同为一时期的其它中原部落,已荡然无存,完全融合于华夏民族。作为苗蛮后裔的苗族,发展至今,成为一个人口较多的中国少数民族和跨国民族;一个重要的因素为远古时苗蛮部落是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事实,在苗族古歌中亦得到证实;苗族古歌讲述苗人居住在东方时的情景,唱到:一窝难容许多鸟,一处难容众人家;茅屋盖得象蜂窝,锅子鼎罐都挤破。

在中国的版图上,中部地区有众多的以“茅”音冠名的地名,如江苏的茅山、江西的茅坪、湖南的白毛坪、广西的猫儿山(茅儿山)、贵州的苗岭等。这些地名,亦是苗蛮部落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的一个佐证。

慢长的历史进程,苗蛮丧国后,成为南方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事实,至今还有证据能够证明。黔东南和桂北的民谣云:苗变客,了不得。意思是:苗人汉化后,看起来比汉人还要像汉族。现部份先富起来的苗人,有的忙于排班列序、寻宗套祖就是率先汉化的佐证。汉化后的苗人,又有多少个自称是苗裔呢?这个就不好说。倒是有,苗族社群里,不少苗人自称为华夏裔或百越裔(可能有,但不会很多),此类说法是于史无据的;实际上是表达苗人对民族平等、民族和谐的一种渴望和诉求。数千年来,中原王朝统治者行列里,很少有苗人参政、从政的记载;封建科举是禁止苗人参与,甚至禁止苗汉通婚。

苗蛮与南部的百越融合,产生了另一个民族——侗族。笔者的资料表明,侗族是苗蛮与百越融合而成的。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惯用:以熟苗攻击生苗(即“以夷制夷”)的伎俩;这个策略,是催生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生苗熟化后,为摆脱被中原主流视为世敌的名份,而迅速融合于百越,形成了侗族。这个课题,笔者将另作文加以论述。

战国中后期的楚国,随楚疆的扩展,楚国成为一个以苗蛮部落为主体的多部族国家。楚人的组成,除苗蛮人外,还有华夏人、东夷人和越人等。在与中原交往中,楚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楚国著名诗人屈原,首创的文学创作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屈原借鉴楚地民歌而创作留芳千古的《楚辞》,与现代苗族民歌,非常相似。如《楚辞·问天》与苗族的盘歌,两者都是以提问方式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进行盘问,内容和形式都很相似。

苗族民间进行一些重大活动后(如祭鼓节、芦笙节),一些“命弱”的人往往生病,按苗族的传统得找巫 师占卜, 卜曰: 掉魂。如不招魂,人就会死,产生传闻中的“转世”。就要请巫师进行招魂法事。 苗族巫师巫喃的招魂辞与屈原改编的《楚辞·大招》中的招魂辞,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

《楚辞》中有为数不少的词汇,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往往言意不明确。如果配用苗语,则可作合理的解释。如:《楚辞·九歌·湘君》的开偏句“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中的“蹇”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 跛, 不顺利, 指驴或驽马, 姓。“蹇”字在这一句中作何解释呢?不明确。如果改用苗语,“蹇(jian ”音意为男子,可译为“您”。整句可直译为:湘君啊犹豫不行,您等待谁啊河中之洲。

《楚辞》译成现代汉语,按现代汉语的语法,有不少称之为:倒装句子。其实是苗语的语法。苗语法有不少与汉语是相反的。如:苗语称“木桥”为桥木;称“石板桥”为桥石;称“新衣服”为衣新,等等,与汉语相反,成为所谓的“倒装句”。《湘君》的开偏句“君不行兮夷犹”,按汉语的语法是倒装句,按苗语法则是正常的表达方式。苗语的“犹豫不决”一词,也发音为“夷犹”。可见,《楚辞》中有不少是苗语的词汇和语法;毕竟《楚辞》是屈原谢世一百多年后,汉人将其作品通过翻译、整理而成。《楚辞》的原著,现代大概无从考证了,我们看到的是汉化了的《楚辞》版。 

有学者认为“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也有一定根据。汉族是到汉代之后才有,汉人是古代华夏人、苗蛮人、东夷人、羌人和匈奴人等中原人的融合。汉文化是融汇中原各部落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汉高祖刘邦也是楚国人,当过沛县泗水(今江苏沛县东)的亭长,被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到汉中而成汉王。

汉王朝建国之初,又分封诸侯,使汉初中原再度混战,直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中原战事才逐渐平息。汉王朝可能是出于对故国优秀文化的敬仰,对楚文化研究极为重视,尤其是汉盛世时的汉武帝至汉宣帝时代。《史记》和《汉书》里都记载过,有人因能解说“楚辞”而被皇帝宠幸的事。

楚亡国一百多年后的汉成帝时,西汉人刘向将楚国的一些文学作品翻译、编定、整理成《楚辞》。“楚辞”顾名思义,就是楚国的歌辞。正如宋人黄伯思所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谓楚辞”。《楚辞》是将屈原、宋玉等用楚书、楚语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汉文的。屈原生于楚国的王族家庭, 其祖上是楚武王熊达的儿子,受封于屈地,以地名为姓氏。屈原自称是苗裔,《楚辞·离骚》开篇有“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诗句;也称楚人为“南夷”,《楚辞·九章·涉江》是屈原被流放到湘西时写的,因政治抱负难以实现而感叹云“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而继续他的流放生活。传说中的古苗文,极有可能是楚国的文字。

不融合于华夏民族而迁徙的这一部分楚遗民,在较为封闭环境下独自发展至今,仍然保存着春秋战国时中原居民的一些习俗。如:苗族社会的“依直立法”,与春秋战国时的“盟会”。苗族饮血酒而结盟的习俗,与春秋战国时的“歃血而盟”。苗族的乐器芦笙,与春秋战国时的“竽”。等等,都很相似。

公元前278年楚都郢城失陷,就有楚人南迁至湘南。公元前222年秦军渡江南征,又有大批楚民沿沅江、资水往南迁徙,部分达桂北的融江沿岸和都柳江沿岸。当时沅江上游是巴蜀的故土,亦被秦人所控制,楚民不可能沿沅江西迁。秦统一中原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南征百越,古书记载:“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州)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江华)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之水,三军不解弛努”(见《淮南子·人间训》)。对百越的征战中,西线的秦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即“塞镡城之岭”的秦军),与秦军抗衡的就是楚遗民。至今“镡城之岭”一带,还有不少地名仍与苗族先人有关,如湘西南的“茅坪”、“茅渡”、“白毛坪”、“黄毛园”等地名。

秦为征服百越,开凿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解秦军转粮饷之困。公元前214年秦终于征服百越,在百越故地先后建置南海郡(今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平)、象郡(今广西崇左)统一岭南地区,并任命将领赵佗为郡尉。只有西线的秦军停滞不前,一直是“塞镡城之岭”。此后,中原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原王朝不再顾及楚遗民,这支南移的楚遗民在融江沿岸和都柳江沿岸安生百余年。

南移至桂北的楚遗民,积极开发都柳江、融江的沿岸,不断往南发展,其势力到达桂中盆地的柳江中上游,并在融江中部的贝江河口一带,重建首都——“郢”城。至今桂北和黔东南的苗族,仍称融水镇一带为“嘎郢”(桂北的白苗称其为“郢”)。“嘎”苗语中部方言意为:地方,那个地方之意。“嘎郢”合意为:郢那个地方。可能“郢”并不是中部苗族所建之故,而称其为“那个地方”。白苗直呼其为“郢”,有一种对故土的亲切之感,亦是对楚国故都郢城的一种记念。

《融水苗族自治县志》对融水苗族的迁徙,记载云:“有一支从湖南进入广西,沿融江到融水,在县城附近住了一个时期后,沿贝江进入山区”。所记的这一支,就是战国末期迁出故国的楚国遗民。现代称这一支楚遗民为白苗。亦是最早迁入融水的苗族。

笔者在桂北苗区作走访调查时,亦得到证实,白苗是沿贝江而上进入山区,建村立寨亦有千余年至两千年的历史,成为桂北苗区的土著居民。融水的白苗,操苗语西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的金兰,四荣乡的小东江,怀宝镇的喷沟、东水,安太乡的尧电和杆洞乡的高培、高强、尧告、小河、花雅等村屯。有二万余人,约占融水苗族的12%。以杆洞乡聚居白苗最多,有一万余人。白苗分布很广,据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广西融水的杆洞籍苗族青年韦国靖应征参加抗美援越,发现越南一些地方的语言、习俗与杆洞尧告的苗语、苗俗竟然完全一样;一些杆洞籍战士随军到云南,发现云南一些地方的苗语与杆洞苗语相似,完全可以沟通。笔者曾到黔中的贵阳、龙里一带作走访调查,发现贵阳一带的苗语与桂北白苗的苗语,完全能够沟通。

南移的楚遗民,部分到达柳江中游的支流---龙江,并溯龙江而上,进入大、小环江,部分与后来的百越族融合形成了毛南族。毛南族主要分布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水源、下南等乡镇,历史上这些地方的地名统称为“茅难”;解放后,将“茅难”一带的居民,认定为毛南族,是以地名给这个民族命名。至今,离“茅难”不远的驯乐乡(广西环江县),仍旧是以白苗为主体的一个乡镇。以驯乐乡的老纸厂大山为中心的九万山腹地,包括黔东南的月亮山一带,分布有为数不少操苗语西部方言的白苗,就是沿龙江往西迁徙的楚遗民所留下有遗种。笔者在桂北、黔东南走访时得知,部分苗族称其先辈来自“广西的宜北(即现在的环江)”,就是明王朝改土归流时,被迫逃离家园的楚遗民,也苗族人民一次悲惨迁徙的佐证。

上述考证,我们结论是: 古代苗蛮人,于公元前278年楚国都郢城沦陷时开始迁徙,至公元前222年楚亡国时,部分在湘南和桂北聚居;部分迁进武陵山、雪峰山、南岭等地逃避战乱。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南征百越时,部分退守桂北,至公元前111年一直生活在融江流域和都柳江中下游地区沿岸,并在融江中游的融州一带重建其首都“郢”城。公元前110年,因再次战败,沿贝江河、大苗山、都柳江和龙江往西迁徙。

(二)、“和辑百越”之策对南方苗瑶民族的影响

秦亡之后,秦将赵佗经营百越,采用“和辑百越”之策,促进了百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和辑百越”的主要内容是:吸收越人参政,尊从越人习俗,鼓励越夏通婚。 此后的中央王朝政府均按此策治理百越,促进百越与华夏的融合。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郡(今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平)和象郡(今广西崇左),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武王的有效治理区域也只是限于珠江干流的东江、北江、西江、浔江、黔江和桂江沿岸及邕江流域;融江、都柳江等珠江支流一带,仍是楚遗民之地。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征伐南越,派将领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分路进军番禺,次年南越灭亡。汉武帝将粤西分设三郡,分别是郁林郡(今广西桂平)、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和合浦郡(今广西合浦)。并溯江而上,开拓珠江支流的柳江、融江流域,设置潭中县(县治在融州,古代称融江为潭江)。路博德将军拓土到融江流域与楚遗民激战,楚遗民战败,遂沿贝江河、大苗山、都柳江往西迁徙。具体路线是: 一部分沿贝江河翻摩天岭、九万大山,西达都柳江中上游,再进苗岭迁至云贵高原的中、西部,形成西部苗族。一部分沿都柳江直达苗岭。遗种就是桂北苗区的白苗。

路博德将军南征百越,拓土到融江流域遭遇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在融江沿岸的融水、融安、罗城、丹洲等地屯兵戍守。现在融江沿岸操土拐方言的汉族,就是路博德将军戍边军士的后裔。土拐方言是一种保存古汉语音韵较完整的汉语语言,古汉语词汇较多。土拐语称“外人”为Mu luan nin(音近似“髳卵人”),“外人”亦有敌人之意,这可能是长期与楚遗民对抗而形成的一个词汇。至今,土拐居民还称帮做工的人为“庶子”,其源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实是秦汉时期的遗风。

流传于融江流域的土拐方言 “同”字歌,实际上是戍边军士的军歌。“同”字歌唱到:“同年和我同台吃,共同饱肚共同饥;同个日头同个天,日里同行夜同眠。同年穿件铜钮衫,同心约你做同年;和你同心又同肚,手敲铜鼓伴铜钟”。 “同”字歌唱到的,实际上是戍边军士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土拐方言居民为戍边军士的后裔的佐证。

操汉语土拐方言的,据了解主要分布在广西的融江流域,都柳江中下游也有少量分布,这种方言与普通话和桂柳话(原广西的官方语)完全不能沟通,操这种方言的居民约有三十万人。融州一带的一个大家族——路氏家族,据考证,其先祖也源于路博德将军。

有人曾试图从苗族的姓氏,探究苗族的起源。均无果而终。苗族是战国后期迁出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中原的居民大部分尚末有姓氏。有姓氏的只是一些受封爵的贵族和战将,往往以受封地为姓氏,这一部分苗族先民,多数随楚王东迁到新都陈。南移西迁的楚遗民大部分是楚国的黎民,多数人尚未有姓氏。楚遗民在封闭环境下独自发展至二千余年后的现代,尚存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桂北苗区的杆洞。据考证,到清末一些苗胞还有跟姓的习惯,就是无汉姓氏或不重视汉姓氏的表现。杆洞乡的高培村,大约在明末清初,因与婚联支系相隔太远而将村头定为王姓,村尾定为韦姓,隔中而划,变通后而通婚。这就是由无姓氏到有姓氏的转变。黔东南苗区也有类似情况,据查证,黔东南雷山、凯里一带的苗族姓氏,源于清初“改土归流”时的户籍登记,官府将自报为“姜央”后代的苗民,依近音登记为“张”姓和“杨”姓。可见,现代苗族姓氏的形成,是受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影响而跟姓或定姓形成了苗族的汉姓。

笔者曾在融江流域和都柳江流域作过走访调查,称得上土著居民的,也只有操苗语西部方言的白苗和操土拐方言的汉族。这两类居民入主桂北和黔东南,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现广西的土著居民壮族,是在清初“改土归流”时,进入桂北和黔东南,至今不过300年的历史。黔东南和桂北的主体民族之一---侗族,源于古代的骆越族,隋唐时生活在浔江沿岸的梧州一带,大约在明朝时,迁入桂北、湘西南和黔东南,至今约有600年的历史。侗族尚有从湖南洞庭湖和江西吉安等迁入的说法,这一部分侗人,实际上是被侗化的苗人。中部方言的苗族入主桂北和黔东南,也是在唐宋时相继迁入,至今约有1000年的历史。尤其是宋末元初,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南移,开拓荆楚地不少生蛮的疆土,无数中部方言的苗族,为了生存而西迁进入黔东南和桂北。这个事实,在苗族民间传说和苗族古歌里亦得到证实。有关文献中也有记载,据吴永章教授的考证“苗族迁入融水,始略在唐末宋初,以宋置清远军后尤众”;湖南资江中下游的新化县、冷水滩市一带,据考证是宋朝时开拓生蛮疆土而取名为“新化”。

“和辑百越”之策,对后来南方各民族的发展和中原王朝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居住在南方的苗瑶民族,不是百越族,并非“和辑”对象。历史上的苗瑶民族,无法主宰自已的命运,倍受欺辱。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抗衡中,历经无数次失败,苗族人民终于退出沿江、沿河的富庶地带,迁进西南各省的各个山头,流落东南亚和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居民族和跨国民族。这种抗争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一些史料也记载有这一悲壮的抗衡。

清朝时的“改土归流”,由于“清朝统治者极力推行民族岐视、民族征服和屠杀政策”(见《中国古代史》),激起苗疆民变。从清初的雍正到清末的咸丰,发生了一连串的苗民起义,官兵在苗疆作灭绝性的血腥镇压,迫使苗族义军作殊死的抗衡,多数苗民抱必死的决心而出征。

清初,1735年暴发的雍乾苗民起义,据魏源著的《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的记载,雍正时黔东南的“改土归流”,官兵在苗疆实行“三光”政策,烧毁苗寨1224座,苗人“多手刃妻女而后抗官兵,锐不可当”;清王朝汇集数省的兵力和财力,对黔东南这块弹丸之地的苗民进行血腥镇压,苗族义军首领包利战死,部将红银、老翁等四十余人生俘,被解送贵阳凌迟处死。据乾隆《贵州通志》的记载,苗人因战死、饿死和屠杀“不下三十万 ,又有数万苗民被发配为奴,惨不忍睹。满清的残暴,不止针对苗人,清初官兵南下时,亦有“扬州屠城”的惨剧,死伤近二十万,血流成河。不过,发生在黔东南的这次大屠杀,是清史上最残暴的一次大屠杀。

这次苗民起义波及面不大,仅仅在都柳江中上游的榕江县及周邻地区。这次惨败后,都柳江沿岸的苗族近乎绝迹,残部迁往桂北的摩天岭、大苗山和黔东南的月亮山、雷公山等崇山峻岭中。被迫往南迁徙的苗族残部,就是现分布在都柳江以南、黔桂两省区边境地区、操苗语中部方言南部土语的苗族,这一支直到中华民国的中期才完全被官府征服和驯化,被世人称之为“生苗”。

《融水苗族自治县志》对这次苗族的迁徙记载为:有“一支由湘西进入广西北部,沿都柳江上到贵州的从江、榕江等地,而后南迁到杆洞、洞头、良寨、大年、拱洞、红水、白云、大浪等乡镇”。所记载的这一支,就是这次惨败后,迁至桂北崇山峻岭中的苗族残部,现亦成为融水的苗族人数最多的一支。现榕江(也称都柳江)沿岸富庶地带,基本上没有苗族分布。

至今,桂北和黔东南的部分苗族人,称“死亡”的另类说法为:Mujouxi; Mujouxi直译成汉语,意思是:去榕江。Mu音,苗语为“去”的意思;jouxi是苗人对黔东南的榕江县县城古州镇一带的称呼。如果说某人去榕江了,意思是这人死了。这种习俗的形成,就是沉淀着清初“改土归流”时,苗族一次悲惨的迁徙。榕江---这条令人魂牵梦萦的大江,亦成为千千万万苗族人记忆中挥之难去的一个伤心之地。

紧接着1795年又暴发了吴八月、石柳邓等领导的乾嘉苗民大起义,满清王朝汇七省的兵力,三易其帅,以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淋等二百余中高级将领殉职军中为代价,才平息这次苗民起义,造成清中衰褐;动摇了满清奴役“苗疆”的信念,迫使清政府采用 苗地归苗,民地归民 等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而善后。

时隔六十年后的1855年,又暴发了规模更大的,由张秀眉、包大杜等领导的咸丰苗民大起义,前后坚持了十八年的斗争,与太平天国遥遥呼应,促使清王朝的灭亡。这种因争地而进行的抗衡,断断续续,直到中华民国未年。

因此,苗疆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 的说法。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苗族人口锐减。也正是这个时期,形成了民谣中所云 高山苗瑶平地汉,侗壮居山槽 的西南民族分布格局。以深沉、忧郁为基调,咽咽如泣的苗族民歌,亦是沉淀着苗族不堪回首的历史。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废除一切民族压迫、民族岐视的制度,倡导各民族平等、团结,苗族人民才真正的翻身解放。

至今桂北的融水一带,还有古代征伐楚遗民战场的一些痕迹。贝江河口附近,有不少以“思英”、“思英沟”命名的地名。笔者考究其意,当地居民说“思英沟”又叫“死人沟”。普通话和桂柳话里的“思英”与土拐语里的“死人”发音相同。这些以“思英”命名的地名,极有可能是古代征伐楚遗民的古战场。融州城南济安街的南平庙,供奉的是,因镇压“武陵蛮”有功,亦因镇压“武陵蛮”而殉职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神位。说明继汉朝之后,楚遗民所构成的“苗患”,在岭南的融江流域尤为严重。

至今,遗留在古战场“思英”附近大山上的白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民俗。大年初一,元宝山上的白苗,将棉被等值钱的细软包裹好放在家门口。目的是告诫子孙:先辈们的生存是多么的艰难,作好随时逃离的准备是一个生存的经验。这种习俗,是一个饱经战败,又不甘受奴役的民族所形成的一种民俗;是不肯离开故园,而进行长达上千年游击战的人群所形成的一种习俗。堪称世界一绝。

楚遗民构成的“苗患”,也造就了融州,使之成为历史上一个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市。资料表明,自汉代以来,融州一直是郡治、州治、路治和县治的所在地,建城至今约有2200年的历史。历史上的融州,并不属于广西,也不是百越的故地,而是楚人的故地。宋代将其统治的州郡划分为十五路,百越的故地分设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和广西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也源于此;宋时将今湘西南、黔东南和桂北等原楚国故土设置为黔南路,帅府设在融州。融州糸苗疆东南边陲的一个军事要镇,汉代名将马援和宋代名将岳飞等都曾到此活动。史载,1134年岳飞在黔南路帅府融州就职清远军节度史,率领南宋军队北伐。现融州尚存大量宋代的碑刻、石刻等文物,宋太宗赵光义曾颁御书碑刻于融州城南的老君洞,并将其赐名为真仙岩。这些史实和文物,就是宋代时融州作为岭南地区一个中心城市的佐证。

据《柳州地区教育志》的统计,明朝的科举考试,桂中地区产生进士九人, 其中五人来自融州;科举制桂中地区产生了432个举人, 其中143个来自融州;桂中地区的第一个进士覃光佃,也出自融州。历史上的融州,是岭南地区中原文化的一个传播中心。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谪贬柳州作刺史之初,柳州还是一个落后的蛮夷之地。唐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柳州的百越族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末期。柳宗元在废除奴俗,解放奴婢,兴办学校,提倡教育等方面对柳州的发展作贡献,至今柳州人民仍然怀念这位开拓先驱。

柳宗元乍到之初,在《登柳州鹅山》一诗中写到:“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抒发迁客骚人,在蛮夷之地,怀乡思亲之情。也道出了当时融州作为岭南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的实情。楚遗民退出融江、都柳江沿岸富庶的平原地带,进入山区和云贵高原后,随着柳州作为桂中地区的经济中心掘起,融州也完成了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使命而降为县治,成为柳州的一个附属城镇。历史上的融州,糸因有“苗患”而兴,亦因无“苗患”而落。

丧国而西迁的楚遗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西迁的路径,留下了过度开发的遗迹,一些不适宜耕作的山巅和山脊,亦被其开发成耕地,这些遗址尚存。随楚遗民西迁的,可能还有一些楚国的贵族和楚军的将领。笔者在桂北和黔东南苗区的腹地走访时,发现一些高大的古墓,可能是楚贵族或战将的坟墓。对这些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极有可能破译有关苗族的种种传说。

赵佗的“和辑百越”之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百越族和华夏族的发展。融江沿岸,由百越族与华夏族融合而派生出一种新的语言,叫“五色话”。“五色话”融汇壮语、土拐语、侗语、仫佬语和客家话的词汇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唯独没有苗、瑶语的词汇。讲“五色话”的居民,为数不少,估计有好几万人,主要分布在桂北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龙岸镇和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永乐乡、滚贝乡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亦是一种“和辑百族”之策。不难想象,若干世纪之后,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会融合而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将以普通话为共同语言而影响整个世界。

五、 结束语

以上,主要对西部苗族的变迁与迁徙作的分析和考证。其实,苗族作为一个族体是有共同的起源和历史。值得指出的是西部苗族退出中原南移西迁,到千余年后的唐、宋、元、明、清时,中部方言的苗族,相继步其后尘,西迁至黔东南和桂北,并在语言上不断同化当地白苗(西部方言的苗族),而形成中部苗族群体。

这个事实,是不庸置疑的。在黔东南苗区和桂北苗区,随意可找到这一证据,尤其是桂北苗区。例如:桂北苗区的杆洞。操苗语西部方言的白苗,分布在杆洞乡的南部;操苗语中部方言的苗族,分布在杆洞乡东北部;杆洞乡的中部和西北部的苗族,操一种含有不少西部方言词汇的中部方言苗语,就是正在被中部方言同化的白苗。黔东南苗区也有不少白苗,其语言绝大部分已被中部方言同化。例如:黔东南从江县的岜沙、滚玉、高加、南岑等苗寨与桂北融水县的金兰、尧电、滚贝、尧告、高培等苗寨是属于同一支系的白苗,但其语言已完全融合于苗语的中部方言。另外,当年沿都柳江西迁的楚遗民所留下的遗种,现绝大部分亦被侗语、侗俗所同化。

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主流。假如当年秦始皇也象南越武王赵佗一样,采用“和辑百越”之策,对待楚民;苗族作为一个族体,早就在春秋战国之后,融合于华夏民族。可惜,这一浩荡的皇恩,泽福于苗族人民整整晚了2170年。2000余年,近乎于与世隔绝的发展中,形成了苗族人在种族生物特征上与其他东方族体有显著的差异。据《中学各科全书·生物卷》的资料表明,苗族人血液中的Rh因子阴性者高达12.3%,远远高于其他东方族体(汉、壮、满等东方民族Rh阴性者约为1%),与中亚和南亚的族体相当。苗族人民“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迁徙旅程中,历尽磨难,濒临灭绝,也终归绝处逢生,于公元1949年迎来了新生。

登上融州城南的老子山,眺望东北的故土。清澈的融江之水,缓缓东流;饮烟袅袅,一派生机。这片富庶的平原,就是当年楚遗民的故都——嘎郢(融州)。楚遗民西迁之后,“嘎郢”发生了巨变。“顾自汉暨宋元名递更,而置郡、置州、置路沿革屡变不常”(见清乾隆《融县志稿》序),亦辟为“帅府”、“总管府”,成为岭南之一要塞。历代官府,为防苗患,屯兵戍守。不远的古战场“思英”,现已开垦成一片很大的林场,仍以“思英”命名。故都的江山依旧,人事已全非。感概之余,赋诗一首,作为文章的结束语。诗题为《登老子山怀古》。

登老子山怀古

 老子山头是老子,死人沟里有死人。

蚩尤子孙在融州,流下鲜血流下泪。

                                 2006.10初稿

                                             2008.02修改

注:  ①本文的“桂北”指九万大山以东,越城岭、天平山以西的广西北部地区。

②本文以苗语的中部方言南部土语作为与汉语对照研究的语言材料(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高显屯的苗语为标准)。

③本文用拼音字母给苗语注音。

主要参考文献                                                             本文稿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

⑴《中国古代史》  朱绍侯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版  上册第44、88、90、108、130、213、237中册第393下册第240页

⑵《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下册第292、333、410页

⑶《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志》 贾星文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版     第6、7、663、747、772页

⑷《苗族民间故事选》      梁彬、王天若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序言第2、3页

⑸《南方山居少数民族现代化探索》吴成德、贾晔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1995年版      序言第2、3、4、15页

(6)《中学各科全书·生物卷》  张启元主编  北师大出版社等  1995年版           第524页

柳州地区教育志 <内部版>                                                 第 17

(8)《史记》司马迁著     岳麓书社出版   2001年版                             第2、3、23、54、55、254、255页。

(9)、《韩非子》韩非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5、389页

(10)、《楚辞》陈苏彬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8、73页

(11)、《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45页

(12)《三苗综述》          作者吴永章     三苗网文章

(13)《苗族》              作者石茂明     三苗网文章

(14)《苗族的城市化之梦》  作者梁广森     三苗网文章

 

 

(1)者简况

梁广森,又名梁光参,男,苗族,1967年3月生于广西融水县。现供职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中学,中学一级教师。写有探究类拙文《苗族的城市化之梦》、《初中教育改革思考与对策》、《贫困地区农村初中办学模式探讨》、《融水各民族区基础教育的对比研究》等;拙品有《苗乡的贝江河之夜》、《祭鼓》、《人生》、《苗眼看中国》等。

(2) 者的心愿

者对民族学和史学有浓厚的兴趣。为志向,利用业余,游走了桂北和黔东南的许多村寨,历经数年,步行数千里,历尽艰辛,收集到一些民族史学的资料。局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能力,期望能遇有识之士,携手共同探究或支持笔者的探究活动。更希望能将笔者自费探究的这个课题,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进一步探究这个课题,肯定有益于史学的研究和民族学的研究,拙文探究的课题不知是否够格申报?如何申报?恳望专家赐教。

联系方式: 邮箱rsgd88@126.com    电话131526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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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网》        
20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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